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后， 傅斯年等人便积极筹划招生工作。

为了使招收研究生有章可循， 傅斯年与副所长郑天挺等商议，专门制定了《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办法》， 对研究生招生数量、专业、考生资格、考试办法、待遇、考试地点、考试时间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按规定报名者必须经过三个审考程序：考生首先提交一篇论文， 审查通过后再参加笔试， 笔试通过后再进行面试， 其中笔试主要考外语和专业课。

从1939年至1941年，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招考三届学生， 傅斯年对考试相当重视，每次都亲自主持，也相当严格。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39年第一届研究生共录取10人， 分别是杨志玖、马学良、王明、逯钦立、任继愈、阴法鲁、阎文儒、汪篯、周法高和刘念和。1940年第二届研究生共录取7人， 分别是王玉哲、李埏、刘熊祥、董庶、殷焕先、王叔岷和李孝定。1941年第三届招生共录取5人， 分别是王利器、魏明经、王达津、程溯洛和高华年。

傅斯年主持的招考录取， 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录取方式并非单一刻板， 有极大的灵活性。

这一点，在对王利器的招考录取过程中有充分体现。

王利器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论文是《风俗通义校注》，在国民党政府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会考中，该论文得了满分。

听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他急忙前去应考。由于王利器住在僻远的山区，等赶到重庆时已误了考期。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傅斯年。

傅斯年看了他的《风俗通义校注》后，决定对他单独进行考试，首场考试科目是英语。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敌机时常轰炸重庆。一场英语没考完，警报就响了7次，他们也往防空洞中跑了7次。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傅斯年告诉王利器，“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敌机滥炸重庆，很危险，不要考了。我告诉你，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由你选择。昆明有老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读。”

王利器选择了李庄，直接跟随傅斯年作研究生。

王利器被破格录取， 表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对研究生录取更多的是注重学术研究能力， 而非拘泥于形式。

其二是一视同仁， 绝不偏袒北京大学学生。在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过程中， 傅斯年即一再强调:“此一组织虽在系统上为北大之一部分， 但决不予北大毕业生以特殊之方， 研究生之考试向全国公开， 其考试委员会组织， 亦系内外参合， 以明一视同仁之义”

第一届10名研究生中， 北京大学毕业生6人， 其他高校4人。第二届7名研究生中， 北京大学毕业生3人， 其他高校4人。第三届5名研究生中， 只有1人为北京大学毕业生， 其余4人均来自不同高校。

傅斯年实践了他对各高校一视同仁的诺言。

傅斯年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被录取之后， 在选择导师和学习地点方面都极为自由， 充满民主气息。最初，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都在昆明， 研究生因读书之便， 一般与史语所住在一起。

1940年秋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仍驻昆明， 因此， 对于学生选择留在昆明或随史语所至李庄， 傅斯年均予以尊重。

如王玉哲最初导师为傅斯年， 史语所迁到李庄后， 王玉哲仍留在昆明， 导师便改为唐兰。李孝定被录取时， 傅斯年对他说：“有两条， 你自己决定：要看第一手资料， 利用丰富的藏书，你就去李庄。想听听较多好老师的讲授， 就去昆明。”

傅斯年等人对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原则是：高标准要求、自由式发展、导师专业指导、学生自主读书学习。

所谓“自由式发展”， 就是研究生的学习方法和论文选题等有较大的自主权， 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 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 互相启发。傅斯年等人为了营造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和讨论的氛围， 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 师生轮流担任报告人， 相互讨论、辩难。据何兹全回忆:“史语所有个好传统， 就是不定期的学术报告……这是学术交流， 对每个人的研究也是个督促。”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 研究生学习的条件虽然艰苦， 但学习和研究的氛围相当浓厚， 正是在这种自由和谐的氛围中， 研究生受到了良好的培养， 在各自选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

从1939年至1941年，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招考三届学生，绝大多数，后来成为成为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

比如王利器， 1944年毕业后，历任四川大学、成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他早年读书，即对文化遗产进行锲而不舍的研究。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讲授《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史籍，成为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国学专家。由于著述宏富，逾两千万言，号称两千万富翁，另有单篇论文约百万余字发表。，1979年离休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比如杨志玖。毕业后先后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国家《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等。曾任天津市第六、七、八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常务委员。出版有《杨志玖文集》等。

比如马学良,长期从事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对彝语的研究更具有开拓性。他的《撒尼彝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51年）是一部系统深入地研究彝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著作。这也是我国学者研究彝语的第一部较全面的学术著作。成为民族语言文学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奠基人。

比如王明，成为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道教研究专家任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比如任继愈，成为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曾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

关于逯钦立，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还有成为名家学者的阴法鲁、汪篯、阎文儒、周法高、王玉哲、李埏、刘熊祥、殷焕先、王叔岷、李孝定、魏明经、王达津、程溯洛、高华年。也就是说，从1939年至1941年，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培养的三届二十二名学生，几乎个个成才。

光荣属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光荣属于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