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个很难说清楚的事。应该说，傅斯年从没做过什么对不起李方桂的事，两个人又都是品学出众之一，但是，李方桂好像就是看傅斯年不怎么顺眼。

过去，关于李方桂对自己的不满，傅斯年或许有所察觉，或许没察觉到。但经历过这次事后，傅斯年应该能有所感觉。

但傅斯年此人最可贵之处在于，即便是经过这样的不愉快，并没妨碍他对李方桂一如既往的支持、重用和尊重；更没有妨碍他高度评价李方桂是‘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是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开创者。

而李方桂虽然没怎么看好傅斯年这个人，也不妨碍他在很多方面对傅斯年做出客观的评价。比如，他常说，在傅斯年这个所长从不干预他的学术研究，在史语所他一直可以做他想做的事。须知，对于研究学问的学者，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南迁到昆明开始，傅斯年就担任起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立于1918年， 是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培养研究生为主的学术机构。

1920年公布的《研究所简章》， 规定了研究所的性质是“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ar (研究班) 办法， 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 。

卢沟桥事变后，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一切活动便被迫中止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 日本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 也不断进行文化侵略。 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人灌输“中日亲善”“日满华一体”之类的奴化思想， 否定中华传统文化， 破坏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为应对日本的文化侵略 南京国民政府训令各教育和科研机构， 尽力迁入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 继续发展中国的科研和文化教育事业， 同时， 为弘扬爱国主义、提升民族自信心，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通过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1938年教育部专门颁布了《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 再次重申了大学研究院“为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术”设立研究所的必要性。

此时， 政府将出国留学也纳入为抗战服务的政治战略内， 该年颁布的《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无论公费留学还是自费留学， “一律以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军事国防、为目前急切需要者为限”。

这一政策的施行， 使大学毕业生在国内继续研究学习的人数显著增多， 客观上增大了研究所的社会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 因战乱一度停顿的各高校研究所纷纷恢复活动。

北京大学迁至昆明后， 教学、科研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但是文科研究所却迟迟不能恢复。因为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规定， 研究所的存续需要同时满足“经费充足”“图书仪器丰富”“师资优越”三方面的条件。

而北京大学除师资优越外， 其余两条均难以达到要求。当时北京大学条件极差， 教室连课桌都没有， 图书毁于战火的图书、设备就更谈不上了。至于经费，连维持本校的日常运转都无法保证。也就是说，单纯依靠北京大学自身的力量，恢复文科研究所，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无论从国家文化建设的大局出发， 还是为北大自身学术发展考虑， 恢复文科研究所又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是运气的， 这时候，恰巧中央史语所迁至昆明， 与北京大学等高校成为邻居， 从而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做为中央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抗战前在北京大学任教，无论身在何处，傅斯年可谓一直心系北京大学。

抗战爆发后， 傅斯年力促西南联大的成立。据罗家伦回忆:“在抗战开始的时候， 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孟真出的， 他为西南联大， 颇尽维护之能事”。

当西南联大迁至昆明时， 图书在战火中损失殆尽。图书对于大学，有如生命，前面提到过， 傅斯年和他的图书室曾为西南联大师生读书，提供了怎样便利。

大学毕竟培养的是通识之才， 如果文科研究所不能恢复， 一方面， 高层次的人才将无法培养。 另一方面， 史语所长期以来施行的从北京大学选拔研究人员的拔尖政策也将断档。

1939年上半年， 傅斯年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人经过反复磋商， 决定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进一步加强中央史语所和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等领域的合作。

首先，成立管理机构。按照1934年北京大学颁布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规定》， 各研究所所长由该院院长兼任， 故文学院院长胡适任研究所所长。

抗战爆发后， 胡适远在美国， 经傅斯年与蒋梦麟商定， 胡适出任名誉所长， 傅斯年任代理所长， 全权负责研究所事务。

事实上， 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代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之外， 还担任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务， 事务繁忙。于是便请郑天挺任副所长， 负责日常工作。

同时专门成立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委员会， 延聘汤用彤、罗常培、姚从吾、叶公超、钱端升诸人为委员， 担负研究所“学术上计划及管理之责任”。

为加强研究所学术研究力量和研究生培养， 经与蒋梦麟、郑天挺等人协商， 大力延聘导师， 除文科研究所委员兼任导师外， 又聘西南联大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如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李方桂、丁声树、姚从吾、杨振声等人为导师， 并选聘向达为专职导师。

这些导师均为文史界一流学人， 师资阵容强大， 且多数导师和学生生活、学习均在一起， 师生间探讨学问极为方便。

最难的是筹措经费。当时， 全国战事吃紧， 政府虽然重视教育， 却拿不出足够的教育经费。在这种情况下， 傅斯年通过各种关系积极争取中英庚款补助款。

中英庚款是英国将庚子赔款中实应赔偿款项之外的超额部分退还给中国的款项， 分成基金和息金两部分， 基金用于建筑铁路及经营其他生产事业， 息金用于文教事业。按照《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标准》的规定， “中英庚款息金以用于有永久纪念性之教育文化之建筑及有关全国之重要文化事业为原则， 不得用以补助任何机关之经常费及临时费”。也就是说， 按照规定， 中英庚款息金用于支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经费是不很符合规定的， 但这是唯一的来款途径。

为促成此事。傅斯年除了做出多方努力外，还专门写信给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的杭立武， 请求安排专款补助此项事业， 为避免阻力， 傅斯年特别强调， “此举与贵会补助学术研究， 实同其性质”

或许也有对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同情等诸情结，在杭立武等人的斡旋下， 傅斯年请求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款项最终得到批准。

于是，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最后障碍得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