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和董作宾又说了些别的事，说完后董作宾又问起傅斯年说自己是三等人才的事，傅斯年连想都没想，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漏。”

傅斯年越不说董作宾越想知道，后来，一有机会就问傅斯年，可傅斯年嘴严的很，就是不透漏半个字。

过了一段时间后，董作宾终于搞清楚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自赵元任在昆明赴美讲学后，中央史语所语言组，也就是第二组的组长位置一直空缺。开始，傅斯年也许是想把这个位置给赵元任留着，后来感到赵元任回到史语所的希望渺茫，就打算任命一位新组长。

一般说来，各组组长都是学科的掌门人，他自然想到了语言组三巨头之一的李方桂。

无论是学术地位，资格。威望，李方桂应该是不二人选。

但这事总得征求一下本人意见，对李方桂傅斯年是特别尊重的，虽然李方桂比他小六岁。

他没打发人把李方桂请过来，而是亲自登门。

让傅斯年想不到的是，他刚说明来意，李方桂竟板着脸用教训人的口气拒绝说：“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没有思想准备，懵懵懂懂地遭李方桂一顿抢白。

面红耳赤的傅斯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来，额头上已是汗珠点点，他掏出手巾一边擦汗一边眨巴着眼睛看了看李方桂，知趣地躬身作了一个长揖，退出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这便是傅斯年的“我是三等人才”的由来。

这是怎么回事，让他当组长，不想干的话，会说话，就说自己能力或精力，宛然谢绝，不会说话就说一句自己不想干就是了，何必冒出这样的一番话。

对此，有人说，李方桂因当年父亲入仕为官和中年隐退的经历，幼小心灵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自他入清华学校之后，就对参政为官之人产生了厌恶之情，并立志以学术研究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更有人借题发挥，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是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个传统。古往今来，无数做学问者，很少是真正把学问当成终极目标和意义，而是将其当作一个跳板。学好了，瞅准个机会，参加科考也好，等人举荐也好，甚至拴个钓饵去钓鱼也好，等着当女婿、当门徒也好，为的就是一个字：出仕。

范进中举自不必说，连仙们圣们又要几个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明明知道“长安居大不易”，也要待在那里，流连在朱门外，等着一朝被赏识、被钦点，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的甚至以退为进，假装逍遥山林，以求“关注”、“点赞”，转而再出山。

就连“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世外桃源里的陶渊明，也是五次三番，徘徊于仕宦、流连于官场。只是到了末了，靠“隐”曝得大名，个人品牌完美建立之后，有官吏隔三差五送酒送钱，才“不为五斗米折腰”。

有人将中国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成功上位的御用文人；一类是在野文人。在野文人的人格并非比御用文人更高，因为在野文人的目标正是成为御用文人，只不过在竞争中败北而又不能坦然接受失败而已。“我们几乎可以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发现在野文人评价当时的社会‘道德沦丧’、历史的每个阶段在他们嘴里总是最黑暗的时期。”

但一转身，他们登上了权力的高台，由“在野”而“御用”，便立刻翻脸。

于是，李方桂三等人才的说法，便成了他超凡脱俗，人品高洁的符号。

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个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社会，一个当官能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的社会，把升官当成人生的最大追求，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古代的人们，直言不讳，今天的人们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如果当官只能是做公仆，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李方桂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的问题。

其实，李方桂所以当着傅斯年的面，说出这番话，其实是发泄对傅斯年的不满。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以《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为题纪念傅斯年，他写道：“孟真好动气而不善于养气，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可是其中一部分是由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我想以‘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两句话来形容孟真，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气，第二句形容他的风格。”

有人说，傅斯年性格之中，最张扬的就是“霸”，最受诟病的也是“霸”。他铮铮铁骨，坦荡狷介，一改某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之陈习，因此获得“傅大炮”、“傅老虎”、“曹大丞相”等绰号。爱之欲其永生，恨之欲其速死。

傅斯年之“霸”，正视之是担当、是勇气，显示其领导力、组织力；睥睨之是独断、是自负，难免对人对事有偏见、有误会，固然经常占理，不可能每次都占理。何况咄咄逼人，即使有理，也让人难以接受。傅斯年去世后，蒋梦麟回忆：“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

怎么说呢，李方桂对于傅斯年的这个“霸”气劲，就特别的反感。

史语所的年轻人，都很怕傅斯年。在李庄时，史语所每天下午五时晚饭后，职员都出来溜达，年轻人远远瞄见傅所长过来便跑开。

这也使得李方桂很看不惯。

傅斯年有个习惯，常常扬起他那颗硕大的头，脸朝上深吸一口气。在有些人看来他这是目中无人。其实这却是他多年的习惯，或者是身体有这样的特殊需求，也未可知。对此李方桂不是看不惯，而是深恶痛绝。

这些个不满叠加起来，李方桂便来了这样一次总爆发。

我们应当记得，1929年，李方桂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乘坐的“不列颠皇后”号轮船刚一抵达上海，求贤若渴的蔡元培就派一位代表及时登船，把李方桂接到早已订好的旅馆中。

李方桂住进旅馆的第二天，蔡元培就邀请他到自己在上海的家中做客并共进午餐。

对此，在李方桂夫人徐樱女士的《我与方桂五十年》一书中写道：

“船到上海，才一靠岸，就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代表到船上来欢迎我们。……第二天就请我们到他府上吃饭。陪客中有很大大人物……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傅斯年……。

有院长蔡元培在，说傅斯年是很大大人物，这里肯定有讽刺成分。须知，那是李方桂晚年的事情，可见，李方桂一直对傅斯年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