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虽然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代理所长，但毕竟是正所长。协助傅斯年的郑天挺，平日里主持日常工作，职务则是副所长。这正所长姓傅，副所长姓郑，还是有些麻烦的。

一次，有人有事找所长。工作人员把他带到傅斯年这里，对来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傅所长。来人以为傅斯年是副所长，就说自己是要找正所长的。傅斯年以为，人家要找郑天挺郑所长，就让工作人员带来人去找郑天挺。

不一会，人又被工作人员带了回来。办完事后，那个人嘟囔了一句：“怎么这么巧？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

此后，为了减少麻烦，有人来办事，接待人员总是先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

这样一来，又常把来办事的人搞得发懵，只好详加解释一番。

不过，傅斯年和郑天挺，一个正所长一个副所长之间的合作，倒是十分默契也十分的愉快。两个人，也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

毫无疑问，这时候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能够取得那么骄人的成绩。和这两个人的精诚合作密不可分。

郑天挺（1899年8月9日 -1981年12月20日），原名庆甡，字毅生，入大学后改名天挺，笔名攫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初四日（8月9日），郑天挺生于北京。其父郑叔忱，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翰林院侍读、奉天学政、京师大学堂提调等职。母陆嘉坤，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郑天挺8岁的时候入北京闽学堂读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入江苏学堂。

宣统元年（1909年），郑天挺入闽学堂高小部，宣统三年（1911年）入顺天高等学堂一年级，民国元年（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民国六年（1917年），郑天挺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期间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民国九年（1920年）郑天挺在北京大学毕业。不久被聘为厦门大学国文教授。民国十年（1921年）春，任厦门大学文史地科教师兼图书部主任。同年夏，辞职返京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专研古文字学。

民国十三年（1924年）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

抗战胜利后，郑天挺仍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负责主持北大所藏的明清档案整理工作。

1949年1月，郑天挺多次参加傅作义召开的会议，呼吁和平。同年5月，文管会接收北大，郑天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校长，兼史学系主任。

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系主任，中国史研究室主任、副校长。在南开期间，郑天挺创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点《明史》。

1979年，郑天挺受教育部委托主办“明清史进修班”，主编《明清史资料》。同时还汇编其文史论著43篇《探微集》，并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工作。

1980年起，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主.席.团执行主.席，天津市政.协.会议副.主.席

曾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是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这是个人品高洁之士，王永兴说郑天挺“品德高尚高士君子”， 何炳棣说郑天挺是“当代完人”。

傅斯年等人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 在大后方重新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目标明确，就是要恢复和坚持因战争而中断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 延续文化和学统。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和发展的实践表明，傅斯年等人的目标是达成了的。

中央史语所在李庄，进行的则是艰苦卓绝的文化抗战。

前面，我们介绍了董作宾的甲骨学巨著《殷历谱》，如何在李庄横空出世。也介绍了到李庄后，芮逸夫与胡庆钧到川南叙永进行苗族考察及其成果。

同样，在板栗坳的农舍里，历史组劳干沉浸在故纸堆中，默默工作了三四年，最后独立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全部整理和考释。

居延汉简是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世纪初)。居延汉简反映出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真实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原始屯戍活动和兴衰历史，而且还保留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档案和文献资料，涉及到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和民族等多领域的实际情况，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1943年至1944年两年间，他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两部巨著相继在李庄石印出来。居延汉简研究是国际汉学界瞩目的重大科研课题。

李霖灿写出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

李光涛醉心于明清档案的整理，治史重细节考证。他和王崇武等整理的内阁大库档案及《明实录》，只是因缺少印刷条件未及刊印。后人有评价，明清档案整理是建立新史学的奠基石。

语言组一到李庄，就制定了“将中国语史、现代方言、西南土语等全部作科学的整理”的工作宗旨。他们的研究，对于重建中国现代语言学，对于在国际语言学界的话语权，对于语言学与人类学、人类社会文化史的沟通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板栗坳没有听音室和听音设备，但李方桂仍坚持“非汉语语言学”研究。他每月召集年轻的研究人员练习记音，告诫学生，“记音的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

他带着学生和助手，冒着生命危险到云南、贵州进行了汉语方言、傣语、壮语、藏语等调查。

董同龢、马学良、张琨等一批年轻语言学者，就是在李方桂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董同龢到李庄刚好三十来岁，在农舍里的一张神龛上，他继续汉语音韵史研究，1944年石印出版了《上古音韵表稿》，修正了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诸多看法，后不久又一研究成果《汉语音韵学》出版，这部书被称之为“天书”。

马学良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专业，他的《撒尼倮倮语语法》一书在李庄完成﹙现倮倮改称彝族﹚。这是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语音学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至今仍是学习彝语和彝族文化的重要资料。

1941年至1943年，考古组在吴金鼎的主持下，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进行清理发掘，为汉代和五代十国时间的考古研究，为中国考古史续写下了新的篇章。

李济在李庄写成《殷墟器物甲编:陶器》、《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国民族的起源》等中英文著作。梁思永、董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在李庄石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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