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史语所”迁入柏园仅仅半年多，即由广州北迁故都，定址北海静心斋。傅斯年的想法，是借助北平的历史文化优势，比如可供参考的图书资料，以及环境闲适、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环境。在他眼里，逛厂甸及东安市场等处的旧书铺书摊淘书，去古董铺欣赏书画珠宝，显得尤为重要。

静心斋位于北海北岸，原名镜清斋，明代为普通官房，清乾隆二十四年（1757）扩建“西天梵境”时修建了镜清斋。静心斋实为一建筑群体，也称“乾隆小花园”，主要建筑除镜清斋外，尚有抱素书屋、韵琴斋、碧鲜亭、焙茶坞、罨画轩、沁泉廊、枕峦亭、石桥等。布置精巧，环境清幽，融南北造园艺术精华于一炉，被誉为园中之园。

民国以降，袁世凯当政时，曾将此地加以修缮，变成外交部宴请宾客的招待所，首都南迁后又改为外交部档案保管处。

“中央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准备在所中设立九个研究小组：

文籍考订组、史料征集组、考古组、人类及民物组、比较艺术组，以上五组属历史类。

汉语组、西南语组、中央亚细亚语组、语言学组，以上4组属语言学类。

“中央史语所”正式建立时，调整为八个组：史料学组、汉语组、文籍校订组、民间文艺组、汉字组、考古学组、人类学民物组、敦煌材料研究组。

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些组的工作无法正常展开。而另一方面，分组过细，重复交叉过多，协调的不好会出现重复劳动，也不利于合作。

“中央史语所”迁址北平北海静心斋后，傅斯年整合研究力量，成立了三个研究组，第一组历史学，聘陈寅恪任主任；第二组语言学，聘赵元任任主任；第三组考古学，聘李济任主任。

后来人们通常称其为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原定的研究内容，除人类与民物组因课题与蔡元培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重复而取消之外，其余都包括在这三个组里。

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中央史语所”的三驾马车。

陈寅恪我们前边已经介绍过了。一九二八年“中央史语所”成立伊始，傅斯年便聘请陈寅恪为史语所兼任研究员。一九二九年史语所迁北平，当时陈寅恪已被清华学校、北京大学联合聘为教授，且须主持清华研究院工作。尽管如此，傅斯年还是下定决心，务必聘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组主任。傅斯年慨然应允陈寅恪在清华兼课的要求，陈寅恪无法推托，于是应聘担任了历史组主任。

赵元任（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4日）， 字宣仲 ，又字宜重 ，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清朝著名诗人赵翼（瓯北）后人 。生于天津。 父亲衡年中过举人，善吹笛。母亲冯莱荪善诗词及昆曲。

赵元任先后任教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中国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美国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后长期（1947-1963年）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并在伯克利退休 。

赵元任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46年）、加州大学（1962年）、俄亥俄州立大学（1970年）荣誉博士学位，加州大学“教授研究讲师”（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1967年），中国北京大学荣誉教授（1981年）。

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成绩卓著。

赵元任在语言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话的文法》《国语留声片课本》《季姬击鸡记》等 。

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代表作有：《教我如何不想她》《海韵》《厦门大学校歌》等 。

赵元任翻译的代表作有《爱丽丝梦游仙境》等。

傅斯年在柏林大学读书时就与赵氏交往。1928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后，赵曾前来参观。

如果把赵元任比作汉语言界的北斗，那李济则肯定是人类学、考古界的泰山。

李济（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 ），原名顺井，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

李济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曾在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民国九年（1920年）入哈佛大学转入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济开始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民国十五年（1926年）李济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为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其对殷墟的发掘则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界的地位。一九四九年以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创办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李济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其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系统研究。著有《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在与他人合著的《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五本中，对殷墟发掘所获一百七十余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其他的中文论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论著有《中国民族的起源》《安阳》等。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李济主持了殷墟发掘，把殷商历史从抽象变为现实，他也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

一九二八年，李济赴欧洲考察，回到香港后，顺便到广州游览，在中山大学遇见了庄泽宣。

一见面庄泽宣就告诉他：傅斯年正到处找你！

这使得李济大吃一惊，因为他一向景慕傅斯年办《新潮》的成就，可从来没与傅见过面，傅斯年会找他做什么呢？

傅斯年见到李济，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给他安排住处，亲自陪同他去香港办理船票的延期手续，坚持留他住了一个星期，参观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图书馆，介绍了史语所的研究计划，提出让他主持考古工作。李济深深地为傅斯年高远的学识、宏大的气魄和坦诚的态度所打动，他即刻接受了傅斯年的聘请，决心致力于中国的考古事业。

在广州，当“中央史语所”还在筹备之中时，傅斯年已经启动了实质性研究工作。

在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调查方面，史语所开创了由官方学术机构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众多，史语所在广州初创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

此间成果最为丰富的是杨成志，他历时近两年在金沙江沿岸进行了调查研究，深入罗罗族群对其社会、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这是西南民族研究的开创之举。

生物学家辛树帜则率队深入广西瑶山考察，并受托对瑶民进行民族学考察，他们白天深入林中采集动植物标本，晚间则向瑶民学习歌谣，标注方音，并收集了大量民俗标本；在语言学研究方面，赵元任、罗常培两位中国现代语言学重要奠基人，是当时语言组最先聘任的研究员。赵元任在史语所的首项工作即是进行两广方言调查。

考古方面，晚清甲骨首现河南即引起学界瞩目，傅斯年受命组建史语所，随即通过中央研究院把“殷墟发掘”纳入了工作范围。一九二八年的八月，中国古文字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董作宾，就作为史语所筹备处的派遣通信员前往河南安阳殷墟进行调查，期间得知当地小屯村仍有大批甲骨出土。十月，傅斯年委任董作宾在安阳进行试发掘，发现少量甲骨及其他器物，还获得了埋藏地点等重要信息。

这个时候，北平故宫散出的内阁大库档案已由所里购得，陈寅恪已经在主持整理。赵元任制定了大规模调查全国方言计划。加上考古方面的“殷墟发掘”。

于是，傅斯年便将这三大课题确定为三个组的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