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明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宗旨，一九二八年五月，傅斯年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以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刊登在十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

在史学界，有个公认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学，有两篇文章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一，是一九零二年梁启超所发表的《新史学》；另一，就是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篇系开风气之先，后篇则是近代史学的宣言；两者对于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是既深且远。

在”旨趣”中，傅斯年首先通过对于欧洲历史学、语言学研究状况的简要介绍，揭示了这两门学科的内容、范围、方法和研究宗旨。

他“写道”：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开宗明义便反对“著史”，因为在他看来，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傅斯年立意打破中国春秋笔法和文史合一的传统，于此表露无遗。他反对“疏通”，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依此，外加的“见解”或多余的“推论”，皆不可取，甚至是“危险的事”。在他的授课讲义《史学方法导论》里，傅斯年犹一再提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不同价值。以致民初学人之间，他格外推崇王国维和陈寅恪，其故皆因二位懂得运用中、外直接史料，创造出辉煌的成果。

对于近代的史学家，傅斯年最为推崇的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兰克。

利奥波德•冯•兰克(德语原名: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享年90岁),日耳曼族,著名历史学者。 被称为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兰克的《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学界尤耳熟能详。

兰克说道：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期待，它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而已。兰克的呼吁历史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wiees eigentlich gewesen），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毋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对兰克而言，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与无趣，仍然是史学的至高法则。所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兰克自许己身的著作咸得自辛勤爬疏的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得以符合如此严苛的史料纪律，他感到万分的自豪。

而“史实自明”也同样是傅斯年反对“疏通”的理据。傅斯年坚信：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在这里，不难看出，傅斯年的这些思想和兰克这方面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傅斯年在”旨趣”中写道：“欧洲的语言学产生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经过几个大学问家的努力，很快发达了起来，不论是综合的系族语言学，还是各种专门的语言学，都已蔚为大观，尤其是实验语音学、方言的研究，成绩更为突出。……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

傅斯年说；“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达甚早，公元前二纪的司马迁，传信存疑，别择史料，写作《史记》八书、制作年表，“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北宋的欧阳修作《集古录》，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和刘颁、刘恕、范祖禹诸人，利用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材料，认真比勘考订。到北宋晚年这方面又有长足的进步。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到了明朝，就应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可是元朝以异族人入主中原，明朝崇尚浮夸，所以历史学、语言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

“明清之际浙东学派开了“一个好端涯”，清初顾炎武的历史考证、音韵学研究，阎若璩的历史地理学及辨伪方面的成就，均为世人所瞩目。“亭林（顾炎武字）、百诗（阎若璩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

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并没有沿着前人开辟的正确方向走下去，也没有因为和西洋人接触而借用其新工具，扩张新材料，而是煞费苦心地在那里修元史、修清史，做官样文章。更有甚者，不仅自己不使用新材料，就连别人正在使用的新材料也加以抹杀，如甲骨文字，外国人都在极力搜求研究，而我们语言学的“大权威”，却将其视为赝品。这在观念上、研究方法上都是一个大倒退。”

总之，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发达早，有光辉的历史，但近代以来却落伍了。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是近几百年才发达起来的，但发展的水平却远远超过了中国。

判定历史学和语言学进步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傅斯年说：“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前者是所谓“科学的研究”。后者则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比如仅以《说文解字》为本体去研究文字学，是学究的研究，只把《说文解字》作为一种材料，同时使用甲骨文、金文去研究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按照司马迁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是“化石的史学”，能利用各种直接材料，大到方志、小到私人日记，远如考古发掘、近到某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条理出来，则是科学的本事。

“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西方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而是“动手动脚到处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便不断发展提高。中国古代的文字学研究，从《说文》的研究取代汉简，到阮元的金文研究识破《说文》，再到孙诒让、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材料不断扩充，学问一层层进步。在中国历史学的盛时，材料用的也很广泛，“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可是到了现在，中国的学者不仅不能扩充材料，去搞地下发掘，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材料，如敦煌文献、内阁档案等，也坐视其毁灭、外流，却又在那里大谈“整理国故”，这样怎能进步！

“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使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

中国历来研究音韵学的人很多，但没有突出的成就，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工具。现代的历史学已经成了各种科学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

“就以上三个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之所以有“光荣的历史”，是因为古人“能开拓地用材料”，后来这两门学科之所以衰歇式微，“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扩充了，工具不添新了。”

依据上述三条标准，傅斯年提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三条宗旨：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就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

第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

他对以上宗旨作了三点说明。第一，“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史语所并不是专门要研究中国的东西，只是因为搜集中国的材料容易些，研究的基础好一些，所以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史语所的目标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一直弄到“不国不故”。

第二，“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对待材料的态度是“存而不补”、处理材料的方法是“证而不疏”。

第三，史语所不做普及性的工作。史语所的工作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一些“书院的学究”把一生的精力用在这个上面就行了，用不着诱导别人爱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