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九二六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北洋军阀。

从表面上看，北洋军阀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控制着受到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七十万人，而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只有十万人左右。

但是北洋军阀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其一，全国人民对军阀混战和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而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方面。

其二，自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一直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北伐开始的时候，主要分为三支势力：

第一、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大约有兵力二十万人。

第二、原属直系的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军队二十万人左右，此时已形成一支独立势力。

第三，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三十多万人。这三支势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难以一致行动，便于北伐军对他们各个击破。

国民革命军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在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的前提下，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北洋军阀中因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打残的吴佩孚部。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

根据这个方针，一九二六年五月，李宗仁统率的桂军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刚归顺国民革命军而正被吴佩孚部击败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

从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主力进入湖南同原在湖南的第八军会合后，于七月十一日胜利进入长沙，八月二十二日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境内。

当北伐军直逼武汉时，吴佩孚匆忙将他的主力部队从北方调到沿铁路线的汀泗桥、贺胜桥凭险要地势设防固守。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经过浴血苦战，在八月下旬连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部主力。

叶挺独立团在这场恶战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

接着，第八军主力渡过长江，在九月六日、七日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十月十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部主力。

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原来抱中立态度的孙传芳部改变态度，在八月底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

九月间，原来担负监视孙部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反扑，重新夺回南昌。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遭受惨重损失。

很快，第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十一月初在南浔铁路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

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在十二月不战而下福州。

随即，北伐军制定夺取浙江、上海，会师南京的计划，并首先开辟浙江战场，于一九二七年二月进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三月，北伐军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并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一个社会总是要建设的，不能只破不立。进入一九二七年后，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国民党南方政权的逐步稳固，使得国民党能够有精力和资源考虑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立学术研究机构。

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

六月，通过了蔡元培、李煜瀛、褚民谊等人关于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的提议。

七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

大学院下设秘书处、教育行政处和中央研究院三个机构。

十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根据大学院的组织条例，蔡元培聘请了三十余人组成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傅斯年为筹备委员之一。

十一月二十日，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央研究院组织大纲》，确定设立理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即社会学）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待条件成熟后再陆续增设其他研究机构。

从中央研究院的下属研究机构设置来看，它最初的研究方向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与传统的学术有根本的区别，它使用的是科学方法，是与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相同的手段，它与自然科学的差别，仅在于学科的分工不同。就是说，历史学、语言学可以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成为一门科学。

傅斯年极力向蔡元培陈述这两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建议在中央研究院中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批准了傅斯年的提议，聘请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常务筹备委员。

四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其宗旨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

十一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民国大学院脱离隶属关系，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

此前，傅斯年已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专门从事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筹备处办公地点设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内。

一九二八年九月，傅斯年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十月十四日，傅斯年主持召开研究所第一次会议，宣布人员和组织机构。

二十一日召开第二次所务会，决定将该所迁至广州市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五号柏园。

次日，史语所迁至新址。至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宣告正式成立。

十一月，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该职务由顾颉刚继任。

广州越秀区恤孤院路十二号，是一处名为“柏园”的建筑群落。两栋相对独立的三层小楼由北侧的一组连廊连接起来，构成一个近似“凹”字形的平面。

楼前的小院、院内的榕树，红砖的外墙、雕花的栏杆，与老东山新河浦一带众多的建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洋楼”类似，柏园有一种在城央之地闹中取静的独特韵味，给人一种“穿越”的感觉。

就是在这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中国近现代学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人文学科的学科体系、知识结构和学术框架，开始起步。

众多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在这座小楼里进进出出，于南国的榕荫间，将那些深藏于祖国大地之上的各类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基于当时生活之情形，注入新的视角、方法、材料，穿透时空的迷雾，构建起全新的图景。对于中国人文学科来说，其目光之宏远、意义之新颖、内容之丰沛，绝非“初创”二字可以概括。

东山一带，既是史语所学人工作之所，也是当中很多人的家居所在。今天的寻常巷陌，当年曾走过那些英姿卓越的翩翩身影；楼宇间，曾留下他们问学或闲谈的嘈切话语。今天，可否用这些人和事串联起周边的寻常草木，让这处文化地标保存的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之关键记忆，活化而成城市的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