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陈寅恪和俞大维外，在留德学生中，如果还有对傅斯年影响较大的人的话，这个人就是何思源。

何思源（1896年-1982年4月28日），山东菏泽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祖上曾出过多位进士，先祖何尔健是明万历己丑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何应瑞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何觐是康熙七年的进士。到了何思源父亲一代，家道中落，但仍书香不绝。

何思源与傅斯年同岁，与傅斯年同样出身于破落的书香家庭。靠自己努力和师友的经济资助，一九一五年考入北大预科，学习哲学，一九一八年升入文科哲学门。傅斯年等人组织新潮社，何思源亦是重要成员。

何思源与傅斯年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二人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志趣相同，关系十分密切。

一九一九年，两人同时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何思源赴美国，先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又选修了天文学等课程，获哲学硕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一九二一年冬华盛顿会议开幕，中国人民要求大会讨论山东问题。何思源作为中国留美学生代表成员，会见中国出席会议代表，要求据理力争。会议期间，何撰写《华盛顿会议中山东问题之经过》一文，寄回国内《东方杂志》发表。

一九二二年秋，何思源去欧洲。次年，入柏林大学研究经济。一九二四年到巴黎。

一九二六年何思源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经校长戴季陶介绍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六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

后参加北伐，经历“济南五三惨案”，死里逃生。

一九二八年五月，他随北伐军进入济南。同年六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成立后，他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一干就是十四年。在他长期主持山东教育工作期间，任用之人，多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留美出身的有才之士，使山东教育界汇聚了不少人才。奉系军阀张宗昌败逃，随之省立山东大学也即停办。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报请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拟在省立山东大学基础上，于济南重新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成立由何思源任主任的十一人筹备委员会。

当时因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日军拒不撤兵，筹备工作无法进行。

一九二九年春，中日就济南问题达成协议，日军撤走，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回济南。此间南京政府教育部对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进行调整，由何思源、王近信、赵畸、彭百川、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袁家普、蔡元培九人组成筹备委员会，仍由何思源为筹委会主任。

后来，考虑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四省通衢，兵家必争。而青岛地处海陲，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且“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很多人提议将山东大学校址设在青岛。

在何思源主持下，筹备委员会采纳了这个意见，遂报请教育部批准，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重新组建，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舍，校名称国立青岛大学。

抗日战争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因为擅自撤退被枪毙后，何思源担负起鲁北行署主任和游击指挥的重担。何思源在鲁北举办抗日骨干培训班，收编绿林好汉，建立自己的武装。由于何思源积极抗日顺乎民意，队伍迅速发展，很快组成五个旅，十个团，20二十多个县大队，建立了强有力的敌后抗日武装。

何思源率领抗日武装，以“今天打不着敌人明天打；正面打不着敌人侧面打；白天打不着敌人夜里打”的灵活战法转战鲁北平原，令日寇疲于应付，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政治经济封锁，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在鲁北，人们对何思源充满爱戴和尊敬。“老厅长”三个字成为人们对何思源的专称，妇孺皆知。爱屋及乌，凡是何思源手下省教育厅的人，即使是在土匪、伪军占领的地区也可以通行无阻。日本人则恨透了何思源，曾动员山东、河北兵力几千人，几百辆汽车，分几路大举扫荡鲁北。所有日军都带着何思源的照片，恨不能很快抓住何思源，将他处死。但是处处有中国人，处处是中国心。日本人有时与何思源当面走过，也没能认出他，抓住他。几年里，何思源带领游击队东奔西跑，转战鲁北平原，经历了日寇的讨伐、扫荡、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在山东人民的保护下他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个影响很大的人质事件，就发生在何思源身上。

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是法国人，育有四个子女。抗战期间为支持何思源抗日，深明大义的何夫人独自带孩子住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

一九四二年，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抓不住何思源，竟通过意大利租界劫持何夫人和孩子做人质。这时，最小的女儿何鲁美才六岁，最大的儿子何理路也才只有十二岁。他们威胁何思源：如肯投降，南京的部长、山东的省长任他选，否则就处死他的全家。更为毒辣的是他们扬言要派军队包围何思源的驻地，把他的妻儿绑赴进攻的日军之前。

得知日本人掳走妻子儿女后，何思源心急如焚、悲愤莫名。但是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绝不向敌人示弱。他所掌握的知识使他异常准确地判断：此事虽是日本人所为，但意大利也参与其事。

而何宜文是法国人，法国政府决不会袖手旁观，这就牵涉到中、日、意、法四国，况且国际公法有禁止用妇女、儿童作人质的规定。知识就是智慧，他决定：此事得闹大，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形成国际纠纷，让日本人有所顾忌，才不敢轻易地下毒手。

何思源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留给夫人何宜文的，一封是给鲁北地方武装将领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决不屈服，抗日到底的决心。目的是表明态度稳住军心民心。

然后，他一面电告国民政府，要求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抗议意大利政府为虎作伥，把自己租界中的良民引渡给别国政府。一面派得力的人士分赴天津、北平、南京、重庆等地积极活动，向报馆、教会、团体、学校、慈善机构及各国领事揭露此事，广造舆论。指斥日军不顾国际公约，在战争中以妇女儿童作人质的暴行，严正声明意大利租界当局参与了这一暴行，负有严重责任。何思源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鲁北各地的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都逮捕，集中在一个秘密地点软禁起来。他提出如果自己的家属被害，所扣押的意大利人也将没有人身安全保障。

他的行动很快就见效了，在天津的意大利教会曾受过何思源的帮助，他们首先埋怨意租界当局不该为虎作伥帮助日本人抓何夫人和孩子。南京方面的意大利大使也着了慌，怕何思源真地蛮干，立即去找日军总司令。有些大汉奸也批评日本人：“这一手太不高明！”

重庆方面指定外交部的王宠惠与法国政府、意大利政府商量，由意大利政府出面要回人质。

日本侵略者人质在手，一面用飞机散发劝降何思源的传单，妄图涣散瓦解鲁北军民的抗日决心。一面派人送劝降信给何思源，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一身戎装的日本宪兵队长小林爱男站在柔弱的何夫人和幼小的孩子们身后，犹如豺狼炫耀到手的羔羊。

何思源没有拆信看，在一次为抗日阵亡的张营长举行追悼的大会上，他当着全体军民面把日军的来信举给大家看，他说：“日本鬼子想让我去当他们的省长、部长，是瞎了眼！真无耻！这封信我没拆，更不屑看。”

说着就当众把信给撕得粉碎。

他接着说：“大家放心，日本鬼子动不了我一根毫毛，我的家眷是日本鬼子从意大利租界抓走的，我向意大利要人！我们坚决抗战到底，如果有人胡说八道，就以汉奸治罪！”

最后何思源坚定地说：“他们还送来一张照片，我留下作证，将来拿住日本宪兵，好对照治罪。”

他的副官是徐希亭。

何思源在鲁北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但地方武装服从他，人民群众拥护他，就连伪军都暗中为他工作。日本鬼子把何夫人和孩子们押到山东交一个姓丁的伪军头目负责看守。姓丁的伪军一面想方设法为何夫人和孩子们改善条件，一面随时向何思源汇报。何思源通过这个伪军，让自己的老勤务兵张宪武装成伪军前去照顾何宜文母子的生活。一次日军以何夫人为饵，押着她到何思源经常活动的地方，妄图引何思源上钩。何思源将计就计，当天晚上，让姓丁的伪军请日军去喝酒，自己与何夫人见面并谈了情况和措施，然后秘密地离开。愚蠢的敌人带着何夫人转了三天，一无所获。

人质事件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对日军卑鄙行为的指责，给日军高层造成很大压力。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给山东省日军司令土桥下令，限期在一月二十六日前把何夫人和孩子们送回天津原地。何思源又一次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何思源就任了国民党北平最后一任市长，但他上任后同情“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并曾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从而触怒了蒋介石。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何思源才干了十八个月的北平市长之职被撤销，但不久北平市参议会推举他为“北平荣誉市民”。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为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走呼号，并向傅作义将军进言，劝他对蒋介石丢弃幻想，与共产党和谈。

北平市议会推他为和平谈判首席代表。国民党特务为了破坏和谈，给他写恐吓信，很多朋友都为他安全担心，可他毫不畏惧，毅然说：”既然为北平人民请命，就不怕死。当年日本鬼子捕了我妻儿五口作人质，我都没屈服苟安，难道为民请命，为这座八百年古城免于战火毁灭有罪吗？”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凌晨，就在何思源准备出城和解放军代表谈判时，特务们下了毒手，他们事先安装在锡拉胡同何公馆屋顶的两枚定时炸弹爆炸了，何思源幼女何鲁美不幸身亡，其法籍妻子何文宜女士也伤势严重，何思源忍着伤痛毅然走向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军前沿阵地，为北平历史性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思源积极参与国事。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他先后在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全国政.协.会刊部从事编译工作，发挥其精通英、德、法、俄4种外语的特长，笔耕不辍，译著甚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版的译著已达十六部，其中有《哥白尼与太阳中心宇宙系统》《凯绥•克勒惠支》《卡尔•马克思》《保思•郎之万》《近代中国外交史》等。同时还致力于《法华字典》 《德语文法》的编纂工作，并撰写了八万多字的文史资料。他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积极奔走。

当然，在陈寅恪、俞大维和何思源等人在影响着傅斯年的时候，傅斯年也深刻影响着他们这些人。他们是同学，又都是好朋友，他们平日里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在学业上更是相互砥砺。

正如罗家伦所说：“在民国十二至十四年之间，不期而然的，这些人大都集中在德国柏林。如赵元任、徐志摩、金岳霖诸位，也时来时去，有时候大家晚上闲谈的时候，各拈妙谛，趣语横生。回想起来，真是人间一种至乐，可是此乐已不可再得了！”

的确如此，几个同学好友，学业上各有专攻，各有所长，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切磋学问，互相启发，互相吸收，不仅能学到许多知识，而且能刺激学习知识的兴趣和热情。

如果去研究一个好的学校之所以好，除个师资和生源的优势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这样的学校，有一种焕发和鞭策人努力奋斗、积极向上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