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学和朋友中，对傅斯年影响较大的还有俞大维。

一九九九年，在表彰“两弹一星”的二十三位科学家时，钱学森有个引人瞩目发言：

“今天受奖者大都是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科学家，有三位先贤前辈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最感恩与怀念者，由于他们三位的远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宽宏胸襟，才有今日的丰硕的成就呈显在国人面前。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

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九九，整整半个世纪，俞大维——这个在海峡这边，曾被刻意隐藏了五十年的名字，终于在官方场合被重新提及。

能够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或许这仅仅是开始，也毕竟是了不起的进步。我们常把实事求是挂在嘴上，当然，挂在嘴上是很容易的，但做起来，是很难的。我们常说，这个自信，那个自信，如果不能实事求是的正视历史，谈何自信呀!

俞大维(1897~1993)，绍兴人。也是出身于书香世家。其伯父俞明震，清代进士，翰林院学士。其父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总办。其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

俞大维五岁就开始读《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礼记》等，并同时学习英文。他在《公羊传》上下的功夫最深，在阅读不久后即能背诵。也正是这部经典，将他本就聪颖的脑袋磨砺得像剃刀一样锐利，为他以后的求学和从政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复旦大学附中毕业后，就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保送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后赴德国深造。

是知名的弹道学专家。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少将参事、参谋本部主任秘书、驻德大使馆商务专员、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等职。

一九四六年前后，在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翻译联络，是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参加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

去台湾后，先后任“驻美大使馆”顾问、防务部门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政策顾问、资政。他主张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认为“一.中.一.台”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去世前皈依佛门，法名净维。

一九二七年浙江省长陈仪派葛敬恩和蒋介石联系，参加国民革命军。事机不密为当时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所知，派朱梅村包围梅花碑浙江省长公署，将陈仪押送南京。后经人说项，总算无事。

孙传芳失败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陈仪于一九二八年派他到德国考察军事，实际上是向德国的兵工厂洽购军火。因为陈仪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以后，又就读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是正规的军事学校出身，对军械方面是比较在行的。

陈仪不谙德文，对德国兵工制造情况也不甚了解，所以在出国以前，向各方探询我国旅德人士中是否有熟悉德国兵工制造方面的人员，以便到德国后作为一个咨询的对象。

这时候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是谭延闿，谭是湖南人，他的父亲谭钟麟也当过清朝巡抚，和俞家是世交。

这时谭延闿的儿子谭伯羽也在德国柏林读书，陈仪临行的时候，谭延闿写了封信托陈仪带交谭伯羽。

陈仪到了德国柏林以后，找到了谭伯羽交给他父亲的信札，同时问他有无懂得兵工制造的人才，谭伯羽就把俞大维介绍给陈仪。

陈仪在俞大维的协助下，经过几度的参观和研究讨论，和德国的军火商人签订了几宗军火交易。依照国外军火商人的规矩，凡是购买军火的都有百分之五的“回扣”。中国从清末的李鸿章开始，也都收受回扣。

陈仪平生以廉洁自持，当时他拒绝收受回扣。可是俞大维却向陈仪建议：如果拒绝“回扣”，白白便宜了德国的军火商人，不如收了“回扣”，上交国家，这样于个人的清廉操守无损，而国家也有实利可得。

结果陈仪采纳了俞大维的建议。陈仪回国后就把这项回扣上交，很为蒋介石嘉许，任命陈仪为军政部常务次长。这时候军政部长是冯玉祥。

俞大维于一九三二年回国，初时任国民政府参谋部主任秘书。这时陈仪是以军政部常务次长兼任兵工署署长，他赏识俞大维的才干，又是弹道学专家，所以向蒋介石保荐。在一九三三年俞大维就出任兵工署署长。

俞大维担任兵工署署长十二年之久，在他任内对所属兵工厂竭力整顿，如购置新式机器，调整人事，改进沈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等，都是为当时所称道的。

谈及这十二年的兵工署署长生涯，俞大维自己开玩笑说他是在“打铁”。八年抗战，俞大维最为自豪的，是军火供应基本充足，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当然，这是指轻武器的弹药，那时的中国不能生产重武器。

抗战期间，他还亲自到重庆的兵工学校讲授弹道学，每三个月必定率有关人员至靶场验查武器性能。

一九四六年五月，俞大维接任“交通部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淮海战役中（台方称为徐蚌会战），一次，俞大维奉命向徐州、蚌埠一带的军队空投粮食。

下午时分，蒋介石来电询问，粮食是否投到？

俞答：投到了。蒋追问：你怎么肯定投到了？又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俞大维补充：是我亲自坐运输机去空投的。

在俞大维看来，前方战士在天寒地冻又严重缺粮的困境中，决不能敷衍了事。因此，部长本人，亲自出马。

俞大维的回答，让蒋深感宽慰，也对俞大维越发信任。

一九五四年，蒋介石任命俞大维为国防部长。军队都讲究出身，黄埔系排头名，保定军校也尾随其后。而俞大维既非国民党员，又不是根正苗红的黄埔系，当上国防部长，实在罕见。

在其位，谋其政，俞大维上任的第一天，讲了五分钟的话，就搭乘军舰，到金门、马祖、大陈巡视。在职期间，俞部长去大陈、马祖、金门各岛一百三十余多次，平均每两周去一次，人称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在金门。

俞大维的信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能去的地方，怎么能派自己的部下去呢？一次为上高登岛，他被吊车吊上悬崖峭壁。

作为部长，他的目标就是：最精良的部队在前线，最新的装备在前线，最好的医生在前线。他目睹战壕积水，士兵受潮湿之苦。就把市场上合用木板买光，连夜运阵地，在壕底铺上木板。

俞大维深知，作为前方将士，生命随时终结，于是，他的信念是：一切享受归前线。因此，电唱机、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沙发等，源源运往前线。士兵希望有香烟，他就为他们争取到每人每个月五包免费香烟。

俞大维与陈寅恪是姻亲，俞大维的姑母俞明诗是陈寅恪的母亲，其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妹妹，两人的父祖都是好友，所以俞大维在谈陈寅恪时，说他们是三代世交、两代姻亲、七年同学。他们曾在美国共同留学三年，又在柏林大学同学四年。

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后来与傅斯年结为伉俪。他们在柏林大学期间关系很密切，在学业上互相砥砺又互相佩服。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期间，也是兼收并蓄，广泛涉猎、求博求通。

罗家伦回忆说：“俞大维则天才横溢，触手成春；他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的研究（即希腊、罗马学术思想的典籍所谓Lissucal.Studies）；从历史、法理、到音乐，再从音乐到开枪放炮的弹道学，和再进而研究战略战术。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国大哲学家莱白尼兹(Leibnitz)是不见得十分冤他的。”

据说俞大维原先也侧重学习文史，自从与傅斯年交往，深感功底不如傅斯年，才改学了自然科学。他曾对别人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于是弃文学理，最后成为著名的弹道专家。

据后人记载，多少年来，在美国一个权威的数学刊物上只发表过两篇中国人写的论文，其中第一篇便是俞大维的，另一篇是多年以后华罗庚的。可见俞大维的学术研究也有独到之处。

傅斯年对俞大维也很佩服。傅斯年到德国柏林大学不久，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同学好友毛子水也到德国留学，见面后傅斯年向他介绍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情况时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说明他对俞大维是十分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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