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我就起床了，然后轻手轻脚走到水槽边洗漱。我悄悄地下楼，忽然听到什么声音，站在阶梯上回头看202室，感觉梁永珍的屋里有什么动静。我打开租房的铁门，快步走在狭窄的街道，街道上卖热干面，卖豆腐脑的，卖豆皮的门店异常热闹。路边的人行道上有人走着，跑着锻炼身体；有的人骑车的，我想，这就是城市，比农村人要早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我走到金家墩客运站，乘坐到沙市的大巴。大巴车一会就坐满了人。大巴车徐徐开动时，我还是忍不住给梁永珍发了一条短信：“小梁，今天星期天，你多睡一会吧。我回家去了。”

我看着手机，没有回信息。虽然有点失落，想到此时才五点半钟。笑笑，长舒了一口。大巴车驶出大门口时，我意外地看到一个极为熟悉的影子：梁永珍。我差点惊叫一声，连忙向小梁挥手示意，不知怎么的，眼泪再一次流了出来。梁永珍笑着向我招手。巴士车转弯行驶到公路上，梁永珍的身影还站在原地，她凌乱的头发在风中飘拂。这家伙，头发都没有梳就跑出来了。我的手机响了两声，是短信来了。我一看手机，是梁永珍发来的短信：“你怎么不喊我一声，我来送你啊。”

我握着手机，久久地不知道说什么好。“回吧，我下午就回武汉了。”

我给梁永珍发了一条短信。“一帆风顺，早点回汉。”

大巴车快速行驶在公路上，很快地到了航空路立交桥。从立交桥上看到武广公寓楼，那就是我赖以生存的单位。心想，一定要在武汉做好工作，好好生活。大巴车经过长江大桥，看到波涛汹涌的江水，心潮澎湃。黄鹤楼再一次呈现在眼前，此时非常感谢严老师。严老师带领我们出来走一圈，开阔了视野，增添了生活的信心。回到老家，母亲笑着说：“悦悦，昨晚一夜都没有睡。”

父亲也笑着对悦悦说：“到武汉好好读书啊，考上大学。”

母亲提醒我说：“我给你弹了两床新被絮，你们之前说棉絮被子重，不愿意盖，我这次只用了五斤棉花。”

我点点头，内心里十分感谢母亲。悦悦指了指放着长凳上用旧的被单包住的雪白的棉被絮。母亲拉了一下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单独说，我只好跟着母亲来到我在家时住的房子里。我在这间房子里长大，结婚，有太多的事记忆犹新，但往事都不堪回首。母亲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母亲小声说：“这是王鸣凤的妈妈给我的电话，王鸣凤也离婚了。”

我连忙摆手，不想接纸条。母亲硬是把那张纸条塞到我口袋里，又问：“悦悦地在武汉读书要多少报名费？”

我这才想起上次忘记问报名费的事情了，想了想，估计了一个大概的数字，“五六百吧。”

母亲一听，就从口袋里摸出那个熟悉的破旧的手帕。我记得第一次上学的时候，母亲也是打开这个手帕给我交了五角钱的报名费。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羞愧难当，不停地眨眼睛，不让母亲看见我流泪。母亲拿起六百元，递给我。我连忙推开母亲的手，说：“不要，不要。”

“你手里哪有钱呢，你才上几天班，工资还要到月底才发吧？”

母亲依然很小声地说着，生怕外面的父亲和悦悦听见。然后，把钱塞入我的口袋里。我没有搜出钱还给母亲。我正需要这笔钱给悦悦报名。我想起自己很多次从母亲手里拿钱，唯独这一次，最让我感到羞愧难当，却又不得不接受。吃了饭，我和女儿悦悦就往荆洪公路上走。父母跟在后面相送。这时，我才想起很多儿时的伙伴，他们都离开故土，各奔东西了。我和悦悦坐上了去沙市的巴士。回头看年老的父母，心里极为难受。我什么时候能重返故里陪伴父母，让他们安享晚年呢？悦悦在车上一直很兴奋，和我说了很多的话。我有些欣慰，心想，带着女儿一起到武汉，相互之间也是一种陪伴和鼓励。电话铃响了。我拿出手机一看，是小梁打来的，我赶紧接听。“小梁。”

我对着电话喊了一声。“你没有事吧？跟你发了那么多短信，你都没有回。”

梁永珍着急地问。“我没有事情，车上很吵，没有听见。”

我解释说。“你们几点到车站？”

梁永珍依然着急地问。“大约五六点钟吧。”

我说，立刻想起来悦悦也来了，就说，“悦悦也来了。”

“好的，我去车站接你们啊。”

梁永珍高兴地说。“不用啦，不用啦。”

我摇着头说。梁永珍挂了电话。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到达金家墩客运站。果然看见梁永珍来接我们，她手拖着一个小拖车。我连忙对悦悦解释说：“这是我们的邻居，叫小梁姐姐。”

悦悦的脸红了，喊了一声：“小梁姐姐。”

“叫阿姨吧。”

梁永珍笑着说。我忍着笑，把被子，衣物都放到货架车上，然后用绳子捆好，高兴地说：“多亏你想得周到。”

“我就想到你要从老家带被子。”

梁永珍牵着悦悦的手，三个人一起往租房走。回到租房，我让悦悦住在里面的半间房，我住在外面的半间房。梁永珍帮忙给悦悦铺好被子，两个人挨着一起说着话。我故意问：“你们说什么呢？”

梁永珍连忙推开我，“你出去，出去。”

我很纳闷，但看到悦悦在场，只好走了出去。我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于是，拨通了陈平的电话。“老师，你好。”

陈平的声音。陈平之前在村里当副书记，我在学校教书，属于上下级的关系。后来，陈平到了乡司法所工作。“有个事情，我来问你。我想离婚，但对方又不见面，怎么办？”

我说。“不会这么严重吧？”

陈平不紧不慢地说。“无法挽回了。”

我狠狠地说。“真到了这样的地步了吗？”

陈平问。“是啊。”

我依然狠狠地说。“这个就复杂了啊。”

陈平说，“要你亲自回来，到法院起诉。”

“啊？”

我吃了一惊，连忙又问，“这要回家几次啊？”

“这个不好说啊。”

陈平说。“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

我问，猜到陈平有办法。“你真没有时间回来，也有办法。”

陈平说，“这个，你委托我代理你的案子，还要在报纸上登一个启事。”

“你就说，多少钱吧？”

我有点不耐烦了，希望早点解决这件事。“五百。”

陈平说，“司法所立案子，要收取费用，再就是请律师，车马费，请人吃饭等等，还要登报发公告。”

“你也知道，我的情况。”

我很勉强地说，“以前，你在村里当副书记，分管学校，我是很配合你的工作的啊。”

“我和所长，好好说说。”

陈平笑着说。“就三百吧，事不过三。”

我说，“你帮忙帮我搞定吧。”

“三百真不行。”

陈平很为难地说，“上次，严俊峰离婚，也是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回来，花了一两千，当然，他的事情要复杂一些。”

“按理说，夫妻双方分居两年，就算是离婚了。”

我说，“我这才三年多了。”

“好好，我再和所长说说。”

陈平说完，就挂了电话。一张离婚证，几块钱的事，非要我五百元。我摇摇头，物是人非啊。梁永珍从屋里走出来，小声对我说：“你是怎么当爸爸的，你女儿那事，你都不知道？”

“什么事？”

我吃惊地问，丈二摸不着头脑。“你姑娘生理期要来啦。”

梁永珍捂着嘴巴说，下楼去了。“啊？”

我一下子明白了。一会，梁永珍走上楼，口袋鼓鼓的，再次走进屋里，特意拉上了窗帘，关上了门。我一半惊喜，一半愧疚，摇着头走下楼。老常看见我，问：“你家姑娘来啦？”

我高兴地回应说：“接来啦，马上就要上学了，就在春苗学校。”

“出了多少赞助费？”

老常问。“意思了一下。”

我笑着说。这时，听见二楼的窗户撕拉一声拉开了。梁永珍的头伸了出来，我马上跑上楼去。我一口气跑上二楼，冲进房间，高兴地对梁永珍和悦悦说：“走，我们去餐馆里吃饭吧。”

梁永珍笑着说：“我买了菜了。”

说完，从自己屋里提出几个塑料袋子。我摇摇头，心想，要是找像梁永珍这样的女人结婚，那该有多么幸福啊。但是，现状不容许我这样想，也不容许我这样做。我想疏远梁永珍，让她知难而退，或者用什么办法让梁永珍离开。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