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重要的国内发展是重新组织财政和特别在长江下游诸如苏州和松江等府采取救济措施。如前所述，这些府负担着很不公平的税赋。有意在这个地区征收惩罚性税赋的洪武帝后来已下令进行减免；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至1428年期间，松江欠税每年高达几百万担。朱瞻基的北京朝廷既依靠田赋作为岁入，又依靠从长江流域运送的粮食来供养北京。这些运送的粮食宣德元年（1426年）估计达239万担。正好两年以后，运粮翻了一番以上，达548万担。　因此造成这一极为重要的区域减产的欠税和农户出逃，成了一件越来越受到关心的大事。在这些府采用各种减税免税的计划具有双重目的：保持收入流入国库，粮食运往北京。它们的实施还基于这样的信念：帝国的富强取决于其农业人口的富足。钦差大臣周干的报告使朱瞻基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税赋负担的严重性有了清晰的认识，周干是奉命去那里调查财政状况的。他的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的奏疏描绘了农民的逃亡、过多的欠税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当地居民和征税工作的严重影响。他提议减少官田的税赋份额，清除税吏的贪污行为，消灭当地官员的弊政。他请求朝廷指派干练的官员去管理这些府的财政事务，并派专使去监督他们的工作。朱瞻基的注意力被这种情况所吸引，朝廷进行了讨论；大学士支持减税，户部官员则反对，因为担心减税后的影响。明宣宗巡逻又称明宣宗巡边，其中一次朱瞻基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朱瞻基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在明成祖时代，巡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北征的代名词。但在明宣宗时代，巡边只是巡边。＂明朝伟大的永乐皇帝所贯彻的政策，即为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轻的发展中的卫拉特势力，是在他死后才见效的。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明宣宗巡逻希望罢边主和，脱欢首领抓住机会，于宣德五年瓦剌首领脱欢密遣麦克零部落迎脱脱不花，宣德八年被脱欢立为大汗。脱欢以脱脱不花汗的名义统一安乐王、贤义王及和宁王所部，并联姻忠顺王，逐渐侵蚀明朝边界。朱瞻基试图清除军事的腐败现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统治。在历次征战中，贪污的军官只动员穷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资时，向黎民百姓过分勒索。他们非法地使用士兵作为自己的私人奴仆，侵吞他们的军饷和口粮，扣发他们的冬装。这样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败坏了士兵的士气，助长了开小差，进而破坏了整个军事组织和严重地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了清除这些弊病和恢复军事组织的纪律，朱瞻基从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监察官员去视察和改进各省的军事状况。这些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清查兵员花名册，以确定各军事单位实际的士等兵人数和所需的军饷和口粮，从而清除贪污的主要根源。这类使命称之为清军，从此成了御史们的正常任务。　另外，朱瞻基在宣德三年（1428年）颁布了关于征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规定。尽管这样关注，军事组织继续受到管理不当、士气下降和缺乏战斗力等问题的损害。根本的原因似乎是军屯未能给部队提供粮食以及世袭的军事制度中存在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军队不再像在永乐帝时代那样经常征战，战斗经验很少。朱瞻基老是对犯罪军官宽大处理，这是促成以上通病的一个因素。他断言，他们缺乏教育，因而不能用正常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奋六世余烈，明初六帝以清太祖北征、清太宗北伐、清世祖北伐、清圣祖北伐军事衡量，朱瞻基相当处于清世宗平定和硕特部之战的阶段，但＂好圣孙＂并没有较为出彩的表现。明太祖建国之初，既为中西文化交流遣使埃及，并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翻译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科学著作。明成祖更进一步建立旧港宣慰司、满剌加外府、苏门答腊官厂、察地港抽分所、古里官厂等贸易文化交流中心。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宣德朝文化交流的海帆不再远航，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海禁政策也带来了很多遗憾。使明朝成为一个的文明。如果没有海禁政策及中国人航海事业的衰退，那么中国人和欧洲殖民者的初步接触很可能是在印度洋，而非东南亚。如果是这样，那么远东和西欧文化圈的初步交融可能是另一番面貌。如果中国人接触欧洲殖民者的前哨远在印度洋，那么中国人无疑更加从容。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于画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等。书画作品当作图书赠重臣，上书年月及受赐者姓名，钤＂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雍熙世人＂等印章。在位10年中，听从阁臣杨士奇、杨荣等建议，停止用兵交。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实行为政以宽的措施，对宦官控制严格，改革科举制度，史称＂仁宣之治＂。图书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他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10人，取五经、《说苑》之类，各类副本，分别贮藏于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资观览。又建造＂通集库＂、＂皇史晟＂以藏古籍、档案。内阁藏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占十三成，抄本占十七成。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朱瞻基登基后不久，明朝周边的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数十国前来朝贡明朝，几乎是每年都来。虽然在以前几十年明朝经常遭受蒙古诸部落的骚扰，但朱瞻基在位时期的北方边境还是比较平静的。这种暂时平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阿鲁台对东蒙古人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已被永乐帝的无情征讨所破坏。结果，部落领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到朱棣去世时，阿鲁台已经江河日下，因为重新振兴的瓦剌人在脱欢的领导下屡次侵入他的领地，迫使他东移。这样，蒙古联盟一分为二：阿鲁台领导东蒙古人，脱欢领导西面的瓦剌诸部落。双方战争不断。　阿鲁台的领导权还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卫的蒙古人的挑战。在明仁宗明宣宗统治时期，阿鲁台每年派遣纳贡使团去北京，中国人则以珍贵的丝绸、缎子和其他的礼品回赠。明廷希望瓦剌万一进攻时能够从其处得到帮助，但阿鲁台十分虚弱，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盟友。由于阿鲁台的无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时威胁中国边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当这伙人袭击中国领土时，恰好皇帝率领3千骑兵视察边境，亲自击退了侵犯者。后来对边防作了一些变动。在战略要地开平卫之南，中国军队在薛禄将军的率领下在一些城市构筑防御工事。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后，薛禄建议把边境防务集中在此，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它把几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时又限制了中国军队，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守势。同时在西面，瓦剌已经强大，并在宣德六年（1431年）击败阿鲁台。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没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脱欢领导下的瓦剌部击溃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瓦剌无可争辩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这次胜利后，脱欢保持着与明廷的友好关系。当他野心勃勃的儿子也先（死于1455年）继任瓦剌的领导权后，立即试图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权，局势就完全改变了。朱瞻基在位期间，明廷设法改善与日本关系。朱瞻基恢复了与日本正式关系，由于日本将军足利义持的敌意，这种关系在朱棣时已经处于冰点。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单方面取消了关于纳贡使团在永乐二年（1404年）的协定，以改善关系。他增加了准许来华贸易的船只和人员。但足利义持继续阻碍任何协定的达成。这些互相往来的活动恢复了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其间关系虽然偶尔发生破裂，但是一直维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双方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将军及其继承者愿意合作，是因为日本人热衷于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进行贸易，并且获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镇压倭寇方面取得将军的帮助。明廷认为，他们未能达到目的是因为对方对他们慷慨大方的反应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态度。但实际上将军对海盗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在这些有节制的关系中，一度短暂地恢复了皇帝主办的海上航行。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朱瞻基命郑和指挥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南洋的航行。重新集结的舰队直到1年半以后才离开福建。按照皇帝的设想，它们的使命是恢复朱棣促进的纳贡关系。舰队沿着熟悉的航线重新访问了约20个国家，航行远及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沿岸。朱瞻基为什么重新推动、然后又中断郑和的远航，其原因至今不清楚。对此曾作出过种种解释：国家资源的大量耗费、杨士奇和夏原吉的起作用的反对、对北方边境防御的日益增加的关心、永乐帝死后明朝海军力量的衰落。这些因素的综合肯定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很显然，当朱瞻基下令恢复远航时，他不顾朝廷的反对。在反对远航最为激烈的杨士奇死后不久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目的可能是抵消在安南大败的影响和恢复中国在纳贡属国中的威信。但是这些冒险行动引起的反对依然存在，他以后几代皇帝就没有认真考虑进一步的远航了。虽然明朝廷有充分理由中断海外扩张，但其影响是深远的。这项决定严重地影响海军建制的力量和士气，削弱了它的沿海防御能力。这从而促成了日本海盗在下一个世纪的进一步的掠夺。最后，明朝从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而此时欧洲列强正开始进入印度洋。朱瞻基统治时期不但标志着中国在欧洲水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而且是明帝国孤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哈密卫，是永乐皇帝以蒙古义子所立，地位比＂拟亲王＂，作为明朝的情报中心，地位非常重要。永乐五年七月一日壬子，朱棣敕宋晟以兵五百或一千，选才能之将率领，赴哈密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丙子，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土鞑官军，摆摆罗哈剌等七十家居哈密者，皆思归，令怕哈木来奏：＇愿赴京师效力＇。上遣内官李信、林春赍勑谕，哈密忠顺王卜荅失里、忠义王弟脱欢帖木儿，＇俾悉遣来＇。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忠义王为侄儿忠顺王卜答失里奏求与弩温答失里结姻的婚娶礼币，同一天瓦剌顺宁王脱欢亦奏求弓刀等物，命悉与之。当时明宣宗无意出兵，故而也听之任之。朱瞻基对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旱涝和蝗虫灾害的报告的反应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范围内，他对受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重返家园。为了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皇帝鼓励地方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区监督工作的进行。历史学家一般都盛赞宣德帝全心全意地关心人民的福利。明朝初至中叶娼妓业尤为发达。他继位时，国家政纲松弛，官员日益腐败淫逸，终日纸醉金迷，纵情享乐。朱瞻基终于无法忍受满朝文武的生活作风日益败坏，宣德四年（1429年），决定在全国裁汰官妓，严肃法纪。他下令查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妓院，废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携妓宿娼。但对民间娼妓业却没有什么限制。明宣宗将两京一十三省经营了数十年的官营妓院全部革除，严令御史纠察官员德行品性，胆敢违令狎妓宿娼者，必然罢职，永不叙用。而士子嫖妓，也要受处罚，甚至在科考中不予录用。对明代开国即繁荣两京的国营妓院酒楼来说，这一禁令无疑是灾难性的。其后不久，曾经繁华靡丽的教坊女肆半行拆毁，歌楼舞馆，化为废井荒池。但是对文武百官而言，紧张的气氛只在暂时。虽然官妓被取缔，官员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妓院，但是他们在家中仍然蓄养女乐家妓，查无可查，禁无可禁。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驾崩。在朱瞻基短暂的作风整顿之后，明朝上下百官被压抑的酒色之欲迅速反弹，整个社会＂淫风大炽＂。朱瞻基天资英畅，敬礼大臣，勤恤民隐，慎于用人，严惩贪官污吏，或说臣下有过失，密加详察，实则加罪，诬陷则重惩诬告之人。由于他出色的治理出现了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明代，朱瞻基是继朱元璋和朱棣之后，鲜有有作为的皇帝，因为他为大明朝贡献了一个＂仁宣之治＂。朱瞻基是一位善于纳谏的皇帝，在军国大事上，能听取臣下的意见，比如在即位之初，他听从阁臣、大学士杨荣的建议，率兵亲征，平定了怀有不臣之心的皇叔高煦的叛乱，维护了皇室内部的稳定；交址叛乱，朝廷数派大军征剿，均吃败仗，朱瞻基听从杨士奇、杨荣等人的建议，停止对交址用兵，应该说，宣德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最为融洽、政治相对清明、社会较为和谐、经济稳步发展、边防比较稳固的时期，基于此，所以史家把这段时期称为＂仁宣之治＂。在施政时，朱瞻基既懂得怎样授权，也知道如何行使领导权。他在作出一项决定前常常采纳三杨的意见，而且倾向于接受或支持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建议。可是，他在强化行政制度和皇帝权威方面，表现了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当出现危机时，朱瞻基的行动是果断和负责的，如在朱高煦的起事和需要作出从安南撤军的最后决定时就是如此。此外，他深切地关心公正的施政。虽然他在对待失职的官员时是严厉的，但除了惩罚宦官外，他很少判处死刑。他常常主持重要的审判。他一贯命令复审严重的刑事案件，而这样的再审理在他统治时期使数千名无辜者获释。总之，朱瞻基的统治是明史中一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没有压倒一切的外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政府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宦官日益参与了决策过程。及时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国家行使职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两者是贤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后世把宣德之治作为明代的黄金时代来怀念，这是不足为奇的。朱瞻基的废后风波也是他的一个污点，总之，瑕不掩玉，朱瞻基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家称为太平天子、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这些称号对于宣宗来讲都并不夸张。但是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从小就喜欢斗蟋蟀，即位之后他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朱瞻基也被百姓们称为＂蟋蟀天子＂。胡世宁：＂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绝古今，徼外四夷无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遗孽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为顺宁王；西封脱脱为忠顺王；东北置奴儿干等都司卫所二百余处。皆以抚绥戎落，藩屏中国。至于南讨黎季牦，复古中国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尤为伟绩。宣宗以来，黎贼复据交趾，杀官劫印，不可胜纪。阿鲁台亦为马哈木所并，其东北各卫所亦皆兼并不常，存亡莫考。先朝（宣宗）皆置之不问，盖不劳中国以事外夷。＂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备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军，私借一马者，皆有重罚，虽有兴造竟不劳军，三十馀年海内晏然。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于武备尤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虏远遯。宣德以来武备渐弛，迨至正统，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败迩。《明史》赞誉宣宗：＂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谊。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史载：＂仁宣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