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位皇帝，年号＂宣德＂。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朱瞻基生于北平燕王府　。幼年聪颖，深得祖父朱棣喜爱。永乐九年（1411年），册立为皇太孙，多次跟随明成祖朱棣征讨蒙古。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在政治上，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提升内阁地位，任用＂三杨＂、蹇义、夏原吉等；教导宦官读书参政。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对外关系上，停罢郑和下西洋；停止用兵交趾。明宣宗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的发展，与其父明仁宗统治时期合称＂仁宣之治＂。同时明宣宗在书画方面极有造诣，翰墨图书，极为精致。＂书法能于圆熟之外见遒劲。工于绘事，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均佳，曾钤＂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雍熙世人＂等印章。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去世，终年三十八岁，庙号宣宗，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葬于景陵。朱瞻基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是朱高炽（当时是燕王封地的继承人）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父亲洪武帝朱元璋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并对他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觉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变有着很大的作用。朱瞻基之父朱高炽在永乐二年（1403年）被指定为皇太子，永乐七年（1409年），朱瞻基跟从明成祖巡幸北京，明成祖令朱瞻基观看农家耕种所用农具及田家衣食，并作《务本训》赠给他。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北征蒙古，命朱瞻基留守北京。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朱瞻基被册立为皇太孙，开始加冠。从此刻起，无论是巡幸北京还是征讨蒙古，朱瞻基都跟随明成祖。明成祖曾经命学士胡广等人到漠北军中为太孙朱瞻基讲论经史。足可见明成祖对其重视程度。　他父亲朱高炽为健康不佳所苦，而朱瞻基则长得健壮，生气勃勃。他除了与其祖父关系密切外，还深深地敬慕他父亲，常常保护他父亲使其免遭两个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击。这一切引起了其他几个叔父的警觉。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于榆木川。八月，明成祖遗诏到达北京，皇太孙朱瞻基亲自到开平迎丧。朱高炽登基不久，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立朱瞻基为皇太子。　在以后几个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因为南京屡次发生地震，而且父亲明仁宗也想还都南京，所以朱瞻基到南京去帮助完成迁都的准备工作，并拜谒明孝陵。朱高炽在五月二十八日患病时，朱瞻基被召回北京，但当他抵达时，明仁宗已死去。六月，朱瞻基自南京回北京到达良乡，接受明仁宗遗诏，入宫发丧。折叠继位平乱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二十七日，朱瞻基正式登基。他放弃了他父亲把朝廷迁回南京的计划，仍留北京为帝都，这多半是因为他成长在此地，因而与朱棣一样深切地关心北方的边境。当时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准备在半路截杀太子，然后自立为帝。朱瞻基安全抵达京城。回到北京之后，他一方面妥善处理了明仁宗的后事，一方面加紧北京城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改次年为宣德元年。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谋反。其派一名官员抵达北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当夜逮捕官员上报朝廷。此后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以济南为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　起初，朱瞻基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朱瞻基决定亲征，立即召张辅下谕亲征。朱瞻基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之后敕遣指挥黄谦，同总兵、平江伯陈宣防守淮安，防止汉王朱高煦南逃。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朱瞻基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朱瞻基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宣宗命放箭书到城中，对谕党逆者宣以祸福，城中於是很多人欲逮捕朱高煦献上。朱高煦非常狼狈，於是密遣人上奏宣宗，乞求宽解，并明日早晨出城归降，得到宣宗许可。当夜，朱高煦取出积累的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全部毁掉。城中通夕火光照明。朱高煦将要出城时，王斌等人坚持阻止，说宁可一战而死，束手就擒是耻辱。朱高煦则称城小无法获胜。之后出城，大臣纷纷上疏请求用重典。宣宗却阻止，将群臣弹劾奏摺展示给朱高煦。朱高煦顿首言：＂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宣宗命朱高煦写书，召诸子同归京师。罪止牵连至倡谋数人，其馀城中被胁迫者一律释放。并逮捕王斌等下锦衣狱。之后，令薛禄等人巡抚乐安，改乐安州为武定州。大军班师时，部队驻扎在跸献县之单桥，户部尚书陈山迎驾，并进言应当乘胜移师向彰德，袭击赵王朱高燧。宣宗召见杨荣并跟他说了陈山的建议，杨荣称赞其是大计。之后召蹇义、夏原吉，两人不敢持异议。杨荣请求先发送敕令给赵王，指责其与朱高煦同谋的罪过，而大军即刻赶到自然可擒拿了，宣宗听从。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之后，政局趋于稳定。明宣宗在成祖、仁宗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政治机构，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明宣宗保留了明仁宗时期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明宣宗即位后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广开言路、纳谏的风尚。他对大臣说：＂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明宣宗即位后，不仅继续轻刑措，而且注意教化。他说：＂百姓轻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因而命令各级官吏宜申张教化，普及法律知识，以减少犯罪的行为。明宣宗试图清除军事的腐败现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统治。在历次征战中，贪污的军官只动员穷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资时，向黎民百姓过分勒索。为了清除这些弊病和恢复军事组织的纪律，明宣宗从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监察官员去视察和改进各省的军事状况。这些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清查兵员花名册，以确定各军事单位实际的士兵人数和所需的军饷和口粮，从而清除贪污的主要根源。这类使命称之为清军，从此成了御史们的正常任务。明宣宗担心秋高马肥时胡人侵犯边疆，于是整顿兵马，驻扎喜峰口以待敌军。守将奏报兀良哈率领万名铁骑骚扰边疆，明宣宗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前往。敌军望见远处来军，以为是戍守边疆之兵，即以全军来迎战。朱瞻基命令将铁骑分为两路夹攻敌军，并且亲自射杀敌军先锋，杀死三人。两翼飞失如云，敌人不敢前进。继而，朱瞻基又命连续发射神机铳，敌军人马死伤大半，剩下的全部溃逃。明宣宗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明宣宗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宣德五年（1431年1月），明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明宣宗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七年（1432年），明宣宗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　宣德八年（1433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宣宗朝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明宣宗登基之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成祖时期削藩不彻底的遗留问题。明宣宗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汉王朱高煦经过精心的准备后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准备就绪的明宣宗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汉王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城，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群臣都劝明宣宗将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网开一面，没有杀他，而是将他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朱瞻基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在明宣宗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杨荣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　；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几位重臣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　朱瞻基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　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朱瞻基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自朱棣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谘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的官衔，黄淮和金幼孜分别保留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头衔。他们都得到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曾是他的老师，而且他们还是前一代皇帝的有功之臣。他们由像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等高级官员协助工作，夏原吉虽不是内阁成员，却能参与决策。但除了这些人外，在宣德年间内阁很少添人。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明仁宗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　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宣德元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后设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经济虽然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来，他们作为皇帝的个人代表，一直在执行紧要的任务。朱元璋在位时，负责皇帝文书的司礼监太监不准与外廷的官署接触，以防止宦官参与政事。建文帝和永乐帝也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弊病，都遵循这一做法，严密地监视着宦官的活动。作为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朱瞻基在政府的三个主要领域作出改变，它们是都察院、地方行政和军事。朱瞻基继承了一个贪污成风的都察院；后来他制定了几项改造任，并为它定下了新的务。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诚实清廉的顾佐被任命为都御史，以取代刘观，刘因任职期间（1415年—1428年）犯下许多罪行而被判刑。在以后的几个月，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官员因不胜任而被罢官，接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查。总的办事程序和组织都加以规定，都察院的职责也被扩大。　新增的两个主要任务是重建兵员花名册和视察边境各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专门规定了一些御史监察的任务，并在以后加以制度化。它们包括视察军屯、建设项目和京营的情况，以及监督南直隶的征税和通过大运河至北京的漕运。经过宣德三年（1428年）的清洗，御史们变得更加干练，在批评时更加直言无忌。他们还提出直率的忠告，不过在触及皇帝私人行为的案件时，他们也会迟疑不决，因为担心会带来相应的处罚。虽然皇帝对他们表示尊敬，但他对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御史也是严厉的。这些人被降职、关押或流放；对他们不处死刑。在地方行政中，宣德时期最重要的制度发展是地方治理开始从半正式向正式的体制过渡。这种省的行政体制的设立体现了以前几代皇帝统治时期为了临时任务由中央政府任命特任＂巡抚＂这一做法的变化。＂巡抚＂这一名称已被太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使用过，当时他派太子朱标去陕西执行类似的任务。成祖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也派26名高级朝廷官员进行安抚军民的工作。不但著名的官员曾被专门授予巡抚或安抚的官衔，而且有些亲王――包括登基前的明仁宗、明宣宗也被委任过。关心民间疾苦和地方行政工作的朱瞻基遵循这些先例，在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派两名高级官员到南直隶和浙江省去进行＂巡抚＂。当宣德五年（1430年），任期不限定的高级官员被委派去＂巡抚＂河南、陕西和四川的民政、司法和军事工作时，体制的定形化过程仍在继续；5年后，这类委派的任务包括了从甘肃至辽东的北方边境的主要边防地区。在承担长期管辖这样大的地区的任务时，这些专使实际上已把后来称之为巡抚的职务制度化了。但巡抚从未被承认为实质性的任命，而是把职权委诸同时在中央政府任正式官职的官员的一种专门的委任。这类官员通常是六部的侍郎，特别是兵部侍郎。后来他们被加授高级监察官员的空衔。此外，巡抚还被指定为兼提督军务或参理军务。当军事在行政管理中日趋重要时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普遍了，并且标志着随着军事组织本身的退化文官逐渐地控制了军事。巡抚制逐渐演变成后来称之为总督的管理方式，总督意即被委任去处理涉及一个以上辖区的文职协调人。在对内的治国之道上，朱瞻基能够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朱瞻基路经农田时，看见路旁有耕作的农民，于是他下马询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兴致盎然，取来农民耕田的农具，亲自犁地。没推几下，他停下来，回头对身旁的大臣说，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胜劳累的感觉　，何况农民终年劳作。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是了解的，因此能够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朱瞻基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宣德七年，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　宣德八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朱瞻基赐宦官银皿。朱瞻基清楚，昏君滥用民力乃至亡国，隋炀帝就是个例子。朱瞻基以此为鉴，非常注意爱惜民力。在他统治的10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罢湖广采木。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罢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朱瞻基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事情为自己谋求利益，将他逮捕入狱。他还多次蠲免税额、积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残疾和户内无丁力者的匠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