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吃这么一点儿，就饱了？”

苏政委家属怀疑地问道。我一再表示吃饱了。因为，外面天晚了，我的手表已经指向了六点钟，再不抓紧走，我怕苏政委留下让我住这儿。“孩子，你来这儿是看望什么人？”

苏政委家属问。“看哥哥。”

“你哥哥，是兵团的么？”

“不是。是在农村。”

我一听别人问我哥哥的身份，就感到脸红。“呃，是啊，当年闹灾荒，不少口里人都跑这儿来谋生呢！”

大嬸的话一下子给我解了围。“你哥哥结婚了么？”

“没有。”

“若是没结婚，你告诉他，一定要找个汉族姑娘结婚。不要找维吾尔族。嗯，她们呀，不会过日子，不懂得体贴男人，就知道疯啊闹啊……”“嗯。”

我点了点头，看到苏政委站立起来，知道自己应该告辞了。我事先将行李包整理了一下，将那两个装丝巾的空盒子重新放置了两人条丝巾，准备送给苏政委的家人，现在，看到他有个可爱的女儿，正好就送给她好了。“大嬸，我着急上路，没带什么礼物。这两条丝巾，送给小妹妹挡挡风沙吧！”

我就拿出了那个精美的丝巾盒。“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敢收？送给你哥哥的对象吧！”

大嬸打开盒子，看到里面放了两条杏黄色的丝巾，很是高兴。“苏政委，若不是搭你的车，我可能还在库尔勒街头徘徊呢！谢谢你了！”

我激动地说道。说完，我没有行军礼，而是深深鞠了一躬，算是道别。“军武，我告诉你……”苏政委将我送出帐篷外面，指着前边一条路说：“从这儿往前走，几百米就是且末县城。从县城往北拐，有一条大道，可能就是你哥哥所在的东方红公社。这公社是后改的新名字，我弄不懂。我只记的那儿有个阿拉热勒乡。汉族人不少。你就去那儿找找。如果问路，一定要问汉族人，维吾尔族听不懂你的话。”

“嗯！”

我深深地点点头，挺起胸脯，开始了个人的行走。没走几步，前面就出现了一排排的干打垒房子。房子都是土坯盖成，黄泥盖顶。看不到一块青砖红砖，更看不到水泥石头的痕迹了。我看到这儿，觉得这哪儿是县城，简直就是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乡村。路上的人，除了穿民族服装的维吾尔人，看不到一个汉人，更看不到一个穿制服的人。我想，坏了，这儿，连打听路的人都遇不到，怎么去找哥哥呢？正愁着，突然发现对面来了一个军人。这军人虽然是维吾尔族的相貌，但是，凭他穿了这身军装，应该会说汉话吧！“同志，请问，东方红公社怎么走？”

我上前问路。“东？方？红？”

这位维吾尔战士的汉话果然十分差劲。不过，他看了我半天，断定是一位真正的解放军战友。就朝西边的一条公路指了指，说：“这儿，北。东方红有！”

虽然回答得莫名其妙，凭着自己对维吾尔话的印象，我还是听明白了，他说的是，往北走，有个东方红公社。我就沿着他指路的方向大踏步走去了。虽然是六点多了，这儿的天还是大亮着，我一点儿也没感觉是晚上。我走出县城，刚刚来到路旁的一个小房子前，就听见了叮当叮当的铃声响，一看，是一位维吾尔老汉，骑了一头小毛驴过来了。“嘻，这不是库尔班大叔吗？”

我立刻想起了小学课本上的一篇课文，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真实的库尔班。“大叔！”

我往前施了一礼，恭敬地问道：“请问，东方红公社，怎么走？”

库尔班听到我问路，立刻勒住了毛驴，顺手往后面一指：“东方红，有！”

我知道就是这条路，于是，加快了速度，往前行走着。我听哥哥在信上说过，且末县别看叫县，其实就是管理了四个公社，每个公社，也就是三四个村子。广阔的地域，稀少的人口，大概就是这儿的特色了。我想，只要到了东方红公社，找到哥哥住的村子就不难了。同时又责怪地想：既然在哪儿都是生存，哥哥为什么不生活在且末县城或者是若羌、库尔勒一带，却要执意跑到这荒凉的大漠深处来呢？想起哥哥的来疆，我不由地想到了家庭的陈年往事：由于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承担了抚养四个儿子的职责。平常年景，凭着优越的生产队制度，一家人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总不至于吃不上饭。而且，母亲还让几个儿子都上学，读书，其中，老大、老二读到小学毕业；聪明的老三竟然考上了县城的中学。可惜，好景不长。老三刚刚读了一年中学，灾荒年来了。生产队开始吃大食堂，饭票都是按人份严格供给。这时，聪明的母亲为了让一家人活下去，不得不求助于娘家的一个侄儿，让他在内蒙古为儿子找个差事做。这样，一是为儿子找个出路，二是为家里节省一个人的饭票，让正在成长的其他孩子吃饱些。娘家侄儿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钢铁厂工作，他答应为表弟找工作，可是得有文化才行。于是，只能由老三承担外出的责任了。正读书的老三军斌听说了这件事，二话不说，立刻打起行李卷辞别学校，踏上了远行之路。半年之后，不仅在呼和浩特安顿下来，而且还找到了在公安局派出所做内勤的文案工作。这份工作，曾经成了家里人的骄傲。那时，我常常骄傲地向同学们炫耀：我三哥是呼和浩特大城市的警察！老三聪明，这是全家人的骄傲，但是他也有一个致命弱点：犟！为这，小时候没少挨母亲打。可是，读书之后，仗着自己学习成绩好，家里学校都宠着，这种顽强的个性也就根本没有更改。公安系统是个讲究纪律的单位，容不得下属有半点个性的存在。在派出所工作没多长时间，军斌就与所长争论了一次，不久，城市开始下放人员。公安系统也面临整顿，军斌眼觉得自己会被触及，未等所长发难，自己就写报告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