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古代舆论表达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几种。

一是，击鼓鸣冤。主要是民众，就涉及自身具体的事件，向各级官吏进行表达。二是，民歌民谣。

主要是民众，就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表达意见。

三是，臣子谏诤。官方自身的监督和纠错制度。

四是，乡校清议。《子产不毁乡校》上就是，主要是下层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得失，属于非官方的批评。

因为清议参与的，大都是知识阶层，所以比民歌民谣，看待问题更为深刻，也由于讨论的，大多为“形而上”的问题，比击鼓鸣冤之类，就事论事更理性，因为属于民间的讨论品评，自然与臣子谏诤，有更多的自由度。

和前三者比较起来，显得更为超脱。

也更能代表，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趋向。

红楼梦中，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

汉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唐的士人，就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最高的理想。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汉代，儒家学者，空前绝后地，高尚和纯粹，同时，社会上形成了，品头论足的浓厚氛围。

强大的舆论，逐渐成为一个，无形的政治势力，这都使汉代的士人，高度重视品格的修为，除此之外。

个人认为，形成这种现象，还由于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全社会，强调道德的力量，造成的。

当时的官吏选拔，是选举征辟，有社会舆论的清议，才能被征召，常出现，因为一言之评，而出将入相。

反之，罢职丢官。这种任用办法，其实是把官吏的，选拔建议权，完全交给了社会，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到政府各级部门，那你说了，那也难免出现，虚伪做作的人，被误选吧？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虚伪做善事，那你是说，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因为，汉代的清议，追随你一辈子。

不是你当上官了，就没有人，再品评你了。

因此，士人和官吏，对于公众意见十分敏感，非常谨慎地行事，为了在赢得朝廷的赞誉，和避免遭人耻笑。

因此，顾炎武对清议的作用，评价很高，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举例，《后汉书》记载，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誉衰减。

他问他的儿子，“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

崔钧答道，“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

崔烈又问，“何为然也？”

崔钧回答，“论者嫌其铜臭。”

这种无形的力量，避免了后代，科举制度的，只重才能的弊端。学者，顾炎武《日知录，清议》，言道。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于清议到后来，出现官官相护，彼此吹捧的现象，又当别论。）

真正使“清议”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的肇端，还在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

当时出现的，两次“党锢”事件。当时的君王，上梁不正，“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任用小人——外戚和宦官，小人之间相互倾轧，朝堂上的第3股势力——世家的大臣势力，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同时，政以贿成，士人失去了，进身之阶，在野的士人，与当朝大臣合流，激扬名声，非议朝政。

清议由原来的，察举举士，演变成为党人之议。当权派组织反扑，将在职的大臣销职，更加使在野的士人，围绕在这些大臣周围，成为真正意义上，庞大的在Y党。

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得清议，朝两个方向分化。

一是继续入世，二是选择遁世。

后者为魏晋，源远流长的清谈、谈玄开了先河。因此，我感觉汉末的清议，分成几种形态：一是，品评人物，传统形态。到晋代逐渐从汉代的，品评人内在德操，（如许劭评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变为注重，人的外在风神（如说某人，风神俊朗等等）。

二是，评价朝政，党争形态。

到晋代高压状态下，基本绝迹。

三是，清谈务虚，遁世形态。到晋代出现，竹林七贤，到东晋形成士大夫，不理事务的普遍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