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傅斯年虽出身名门，但因为其爷爷不善理财，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已家道中落，不得不外出教书，维持家庭生活。而屋漏更遭连夜雨，傅斯年九岁的时候，父亲又病亡，他的母亲艰难的撑起这个家，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把傅斯年兄弟两个抚养成人并培养成才。

所谓家贫出孝子，傅斯年从小就特别孝顺，他曾给自己起个名字为李永，从的母姓。而他的不少藏书中写的名字便是“李永”。

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亲接到北平与自已一起生活。

婆媳关系本来就难相处。傅斯年的母亲本来是不同意儿子离婚的，是因为这么多年没有孩子，才勉强接受的，但这件事毕竟在她心里是有阴影的。人，总是会有些偏心，特别是对自己的子女。譬如，傅斯年离婚这件事，或许与他的妻子俞大綵不无关系，但主因必然在于傅斯年本人，但傅母却把这笔帐记在了儿媳身上。加之，俞大綵受到的是新式教育，是所谓的“新人”，在傅母这个“旧人”眼里，很多事是看不惯的。但傅母毕竟也是个识大体的人，能让她抱上孙子，看到妻子给儿子带来那么多欢乐，即便是为了儿子和孙子，傅母也在努力维持着这婆媳关系。

傅母差不多受了一辈子苦，现在儿子出息了，家里的生活好了，她特别喜欢吃肉。因为牙口不好，吃瘦肉困难，她便特别喜欢吃肥肉。

傅斯年虽然家里的钱不多，但肉还是买得起的，婆婆喜欢吃肥肉，那就买呗。俞大綵虽然对老太太有些事看不惯，但为了傅斯年，还是特别想搞好婆媳关系的。

傅母人本来就肥胖，肥肉吃多了身体肯定会出现不适，一段时间里，经常头昏。傅斯年得知后，马上带母亲去医院看病。大夫一查发现老太太血压很高，就问了一下饮食习惯。听说老太太常吃肥肉，便背后对傅斯年和俞大綵说，为了老人的身体，肥肉是不能吃了。

俞大綵为照顾婆婆身体，从此就不敢买肥肉了。而傅母却偏喜好这一口，一连几天没吃到肥肉，就问怎么回事。俞大綵耐心的说出了缘由，傅母却不信这个邪，说吃肥肉怎么能对身体不好呢？就算对身体不好，这肥肉也不能不吃。但她不信这个邪，俞大綵信呀，于是矛盾不可避免。

一开始，傅母和儿媳吵架，还不想让在外边做大事的儿子操心，不当着儿子的面吵。但一连多日，吃不到肥肉，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就当着傅斯年的面和俞大綵大吵起来。傅斯年一见，赶忙给母亲跪下。问明原因后，也和母亲说了同样的缘由。儿媳的话可以不信，儿子的话不能不信呀！但吃不到肥肉实在是难受，老太太来不讲理的了，说她不管肥肉对身体好不好，但不吃肥肉反正是不行，除非让她死。

对此，晚年的俞大綵曾回忆说:“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舍辛，抚育我兄弟，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母亲受凉、吃坏了东西，发烧、腹泻，不是什么大病，次日晨已烧退、不泻。但他不敢大意，1934年10月30日写信向丁文江、史语所代理所长李济致歉，“如此情形，弟决不能上路也”，“若今日上路，亦非人情”，依然在家多呆两天陪伴母亲，同时表明没有闲着，也在赶活工作。

还有一次，傅斯年到南京、上海出差十天，原计划返回北平路过济南时停一停。结果还是没下车，原因有二：史语所有公务；老母亲不在济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空袭日频，傅斯年由于负责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更无力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

南京沦陷,傅氏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

随后，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

此时老太太年已70余岁的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

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1941年春傅斯年因身体过于肥胖又患有高血压症，整日奔波操劳，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进重庆中央医院救治。

几个月后,傅斯年终于出院，回到重庆郊外的家中体养。

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却病死在了医院。

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傅斯年犹像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

由此病案，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也知傅斯年的心情又是如何的悲愤交集与哀伤。

四个月后，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自责，假如“在南京时送他老人家在中央医院多住几日”，假如“不是我去年至今这一场大病”，母亲就有可能早确诊、早治疗。这个自责一直没有释怀。隔一个月后，他又致信告诉罗家伦，“至今念之，倍觉罪恶者也。”

母亲去世后，他顾不上自己的重病，丧事亲力亲为，看地、安葬，连续操劳奔波，血压都不量了。等忙完丧事，到李庄一量血压，打破一切纪录。为防止敌机轰炸和日后破坏，傅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欲移不可，未开吊，未发讣，事后登报耳。”

他手头拮据，又逢国难，只好卖书葬母，丧事从简。“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来的。朋友有劝我开吊者，我实在办不到。”

傅母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俞大维派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

为此,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

短短几十字,透出傅斯年的宽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