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了李济这样的顶级考古专家主持，肯定地说殷墟发掘从第二次开始，是走上了科学考古的正轨了。当傅斯年挖空心思、不遗余力的招聘李济到“中央史语所”主持考古的时候，有人还不是很理解，现在不能不心悦诚服傅斯年用人的眼光。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岗位，这便是领导者的知人善任。

有了李济的主持，背后又有傅斯年甚至蔡元培这样的卓越的领导人保驾护航，按说，接下来殷墟发掘便应该是高歌猛进了。

殷墟地处河南，因为冬季天寒地冻，不具备野外考古的条件，夏季雨水过多，对挖掘中的历史遗迹容易造成破坏，所以这两个季节是要被回避开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在殷墟的发掘，只能在春秋两季。

第二次殷墟发掘，也就是一九二九年春季发掘结束后，接下来的第三次开挖，按计划应该是在一九二九年秋季进行。

一九二九年十月，而正当李济信心满满的进行当年秋季的第三次发掘时，却遇到了大麻烦。

原来，殷墟发掘开始之时，中研院和河南地方政府曾在出土器物的归属和保管上有所约定，出土文物主要交给河南地方部门保存。

但在一九二九年春第二次考古发掘之时，李济等人就发现，河南当地很难保证文物的安全。殷墟的第二次发掘结束后，李济等人为了保护出土文物免遭破坏，把部分重要文物带回了北京进行整理和研究。

这一做法，惹怒了河南政府。率先反对的是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他以史语所违反协议为由，请求河南省政府叫停殷墟的发掘，转而委托河南博物馆进行挖掘。

当时的民国，虽然已经不像在北洋时期，很多地方都处于割据状态，但地方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很多的时候，中央的政令都不见得畅通，更别说中研院这样的文.化.部门，自然是惹不起地方政府。

所谓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本来，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是很难进行的，更别说是层层设立障碍了。因此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开始的第三次发掘，到十月二十一日便被迫停下了。

在此情况下，傅斯年亲赴河南政府所在地河南开封进行斡旋，对李、董二人的做法进行了解释，并且承诺史语所绝不会独占文物。也通过各方的努力，到十一月十五日，第三次发掘才得以继续。

当时殷墟发掘面临的情况特别不好。

一方面，考古人员在乎季节，盗掘古物的人可不在乎。考古人员不在的夏季和冬季，成了盗贼们大肆挖掘文物的时机。

最初，安阳的盗掘仅仅集中在甲骨上，主要参与的人是古董商，销售市场以北京和天津为主，开封也是一个重要的转运中心。到了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后，盗墓的规模迅速扩大，几乎所有类别的安阳遗物，都成为盗掘者的目标。

而另一方面，在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停止期间，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已经在安阳组织了新的挖掘。这次挖掘一直持续到一九三零年的春天，所挖的文物全部都运到了河南开封。

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既无力制止盗贼盗掘，对地方组织的挖掘更是没办法干涉，他们能做的只能力争跑到盗贼和地方的前面。

因此 ，第三次发掘从十一月十五再一次开始后，李济他们一直干到了十二月十二日，河南的天已经很冷了，他们不能不停下了。

第三次发掘，发掘地点在小屯村北和西北两处，采用开纵横探沟的方法以了解地层情况。在村北开三十米至四十米长一米宽的探沟二十一条，三米长一米宽的探坑一百一十八个，发掘面八百六十平方米。共发现墓葬二十四座、灰坑十一个，出土甲骨文三千零十二片。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石器、陶器、骨器等。陶器中还发现了一片彩陶及一些釉陶、白陶片。在村西发现墓葬六座基殷代文化堆积层。

通过这次发掘，李济认为：“殷墟的范围，实超出小屯村境界以外”。

所谓皇天不负苦心人，第三次发掘的成果是很丰盛的，著名的大龟四板、牛头刻辞和鹿头刻辞就是在这次发掘中发现的。

自带有文字的甲骨被发掘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人们认出了上边的字，因为都是碎片，并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或是按照什么规律来书写的。

所谓大龟四版，即四块保存十分完好的刻辞龟甲。其出土自一个灰坑之中。由于这四块龟甲的出土位置接近，因此它们上面记述的内容相对连贯，这对于破译甲骨文以及了解商代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殷墟发掘期间，这著名的“大龟四板”，是在村北大连坑南段的一个长方坑内发现的。

这是四块比较完整的刻有卜辞的龟腹甲，四板之上全是卜询的记录。从第一年的十月癸酉至第二年五月癸亥连续九个月（包括第一年末置闰的十三月），共存二十一条卜辞。

在这四板龟骨上，频频出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字。这个字出现频率之高，为所有甲骨文字之最，有人认为它是官名，有人说是地名。然而无论是哪种解释，代入句子中都不通顺。

董作宾经过仔细对比，第一次提出，这个字应该是今天汉字中的“贞”。董作宾还提出，甲骨文的语法与现在流行的汉语语法并没有太大不同，有“贞”字存在的句子只能是：某某卜某贞。前面的某是干支商王，后面的某就是为商王占卜的人，他们是王朝中最受尊重的人，这些人被称为“贞人”。

在其中的一块大板上，董作宾发现，其上共有六个贞人，分别叫做中、宫、品、允、争、宾。这六位贞人，共同使用过这一块龟骨占卜，从占卜文字上看，前后共经历了九个月的时间。

董作宾对其文例精心研究后，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上发表了《大龟四板考释》。

“贞人”是个极为重大的发现，用董作宾自己的话说是“后期甲骨文研究的一个新叶的起头”，郭沫若也誉其为“顿若凿破鸿蒙”。

这个极为重大的发现使甲骨学跨进了一个新阶段，进而确立了“因贞人以定时代”的甲骨分期断代标准。解决甲骨文断代难题的钥匙就这样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完整龟板找到了。

而牛头刻辞和鹿头刻辞所以贵重，也就是因为它们和大龟四板一样是完整的，如同一本有开头有结尾的书。

李济在《安阳》一书中说：“虽然这场政治性的干扰很快就解决了，但挖宝的传统观念顽固得很。为此我们中的很多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

在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的呼吁下，国民政府立法院在一九三零年六月出台了《古物保存法》，其中第一条规定：所有地下古物都是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和私家团体都无权发掘。

但是，在地方势力割据的政治环境下，安阳乃至全国的古物市场都没有严格贯彻这项法令。

一九三零年以后，以面向欧洲和日本买家为主的洋庄逐渐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山中商会甚至曾派员专门坐镇安阳。一块小小的甲骨，有越来越高的获利，这使得盗掘更加猖獗。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傅斯年和李济等人，一边处理地方矛盾，一边更加紧迫的与殷墟的盗掘者“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