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天津府中学堂学习期间，最吸引他的地方应该是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

过去人们常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应该讲得是读书的重要，是指读书能使人获得很多知识。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秀才们，多半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史典籍，怎么可能知道外边的世界发生的事情呢？

但是，所谓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傅斯年这个时候倒是真的做到了。

阅览室的大案子上摆着许多他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杂志、报纸，还有一架子一架子的书籍。每天一有时间，傅斯年便扎进阅览室翻阅报刊，本地的外地的，国内的国外的，正在发生的大事，是他特别关注的。他也时常于周末泡在图书馆中博览群书，这个时候的他，又会被世界各国的人文历史、西方列强的发展轨迹所吸引。

他在家乡的时候，从他记事开始，一天天，一年年，他眼中的家乡，开始是什么样子，后来还是什么样子。他过去倒是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当他看到外边的世界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发生着变化的时候，被深深地触动了。

他现在知道了，什么叫江山如故。

毫无疑问，学习经史典籍，会培养人的忧国忧民的意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傅斯年也不例外。

不过，这时候的傅斯年。内心深处，最多的还是忧患意识。因为，对比那些发达的国家，清楚的看到了自己脚下这块土地，这个生养自己的祖国的积贫积弱。

和这个时候的许多志士仁人一样，傅斯民也在努力寻找救国的道路。

在学校里，学习好的学生自然会得到同学们的另眼相待。而读书多，关心时事，自然见多识广。加之他人胖块头大，是个十足的小大人，很快他在同学中成为了受人尊重的人。虽然在同学中他的年纪并不大，但大家都尊敬地叫他傅大哥。

傅斯年在天津府中学堂学习期间，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一九一一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九月二十五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十月十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十月十一日夜、十月十二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

在辛亥革命中，天津在革命党人胡鄂公主持下，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虽然因力量薄弱和准备不足天津的起义遭遇失败，革命党人在天津的革命活动，为加速清王朝的灭亡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风起云涌的日子里，傅斯年特别的亢奋，他从心底深处支持这场革命。每天关注来自各方面的消息，为这场革命的每一个胜利欢欣鼓舞，也为这场革命的每一次挫折痛心疾首。

清廷垮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傅斯年在同学之中第一个剪掉了辫子，并带领同学上街游行，支持革命，支持临时政府。

在“傅大哥”的带动下，天津府中学的学生，很快都剪掉了辫子

在天津府中学学习期间，对傅斯民有重大影响的人首先是英敛之。

英敛之早年习武，后又弃武从文。31岁时受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的影响，他开始关心时政，经常给报纸投稿，同时他接受天主教思想，于1901年底，应天津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之邀开始集资筹办报馆。

1902年7月《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开宗明义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针对国破民奴的状况，用西方的学术文化思想，来进行反封信的思想启蒙工作；他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支持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写文章主张破旧立新，大声疾呼民众“剪辫易服”，剪去清朝遗留的长辫子、换去长袍子；他还特别关注妇女问题，反对女子缠足，支持妇女解放自己的心灵。

英敛之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位报业经理人。他的超前意识在于报纸的集资筹办，确保了报纸的经济独立性，与政府、买办都没有一毛钱关系，也就不会受其控制。《大公报》的早期立足于坚持无党无派、坚持大公至上、坚持朴实无华。英敛之和他的编辑、记者们坚守经济独立、传播维新思想，誓言为民族之先觉、为社会之南针、为大众之导师和为知识分子之表率，这在当时的报界独树一帜。

英敛之的新闻思想十分鲜明，他说：报纸为社会公器、报人是社会公认，应以“公正”立身、以公议“论政”,有公则兼容并蓄、无私则义无反顾。他认为报纸的社会责任是主要的，监督政府、教育国民、敢于直言，是报纸的基本职责；他主张报纸要主持正义、维持公理，记者必须具有清华高贵的品质。

英敛之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时期，他忧国忧民，寻求强国富民之路。他身体厉行创办报刊、设立教会大学，宣扬新思想，开创了报纸舆论监督定位之先河，代表了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救国努力。

前边我们说过了，英敛之很尊重傅斯年，觉得他眼光独到、思想成熟。但是，傅斯年更敬重英敛之，将其视为自己做人的楷模。

当然，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还是侯延塽。侯延塽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面一直关心着傅斯年。侯延塽虽然是清末进士和官僚，但其思想并不保守。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思想，不断追求进步，曾积极参加维新改良运动。他也积极投身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一月，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

他对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傅斯年在天津求学期间，侯延塽经常写信给傅斯年，有机会路过天津一定停留，开导和劝诱傅斯年，教诲傅斯年要多学新知识，关心国家和社会。

傅斯年对侯延塽在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关心，终生感念不已，他成年后曾对人感慨万端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

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三年，14岁到18岁，傅斯年在天津府中学堂，度过他难忘而美好的中学生活。津门求学的四年多时间中，傅斯年受到近代新式教育的洗礼，不但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干，也锻造了他的品行和人格。为他以后的学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一三年夏天，傅斯年从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以优异成绩如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傅斯年入学时，北京大学设预科、本科和大学院三个层次。预科学制三年，分甲乙两部，甲部侧重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乙部侧重于文史等社会科学。傅斯年家学渊源，文史功底深厚，又对文史有浓厚的兴趣，便欣然选择了乙部。与傅斯年同时入预科乙部的，还有后来成为名学者的袁同礼、毛子水、周炳琳、沈雁冰(茅盾)、顾颉刚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