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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8章 轴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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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走进了李耒的办公室,来人皮肤黝黑、衣服有些破旧、眼神里透着几分固执,见到李耒后隔得老远就伸出双手,“这些年多亏李董照顾,卖给我们大午集团种鸡,才让我们省下了从外国公司手里高价购买种鸡的钱,之前一直说要当面谢谢李董,可李董工作太忙我也不好意思打扰,这次是实在没办法,只能求到李董头上!”

“孙总客气了!要说谢那也得是我谢你照顾我们惠农的生意,没有这么多客户购买种鸡,我们那有资本和海兰国际、罗曼禽业他们竞争?”

握手后李耒把他请到沙发边坐下,再亲手给他倒茶。

“看您说的,要不是您十年磨一剑,培育出咱们自己的优质种鸡,我就算想买也没地方买啊,您在我们国内养殖企业心中,可是大英雄!全国上下这么多搞养殖的,有几家能舍得花这么多钱、这么长时间自己育种的?”

孙大午竖起了大拇指,这话可不是吹嘘而是发自肺腑的,只有做了养殖才知道,种鸡、种猪有多重要,育种又有多难。

李耒一边聊天一边也在回忆着孙大午的经历,他出生于HEB省BD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郎五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岁参军当兵,退伍后被分配到县农行,之后又当上了农行信贷股的股长,84年的时候,他妻子承包了郎五庄村一片土地开始办养殖场,要说起来他创业的时间也只比李耒晚一年而已。

三年后孙大午丢掉了银行的铁饭碗回家跟老婆一起把这个只有一千只鸡、五十只猪的养殖场努力做大,后来这家养殖场规模扩大到三十万只鸡,他也成了HEB省赫赫有名的养鸡状元,那家小养殖场现如今更名为大午集团,业务涵盖养殖、饲料、房地产、医疗等多个领域,名列全国私营企业五百强。

和其它发家的老板不同,孙大午在成为千万富翁后依旧保持比较简朴的作风,没有专车、住在普普通通的平房里、只有几件旧衣服,甚至他一把年纪的父母还要在村里捡废品、自己拾柴火做饭,对于前者李耒不予置评,后者就有些不太认同了,就算是再怎么简朴,基本的孝敬还是要有的,他又不是没这个能力。

寒暄过后,孙大午再次说明了来意,“李董,听说最近民生银行搞了个养殖贷?我们大午集团正打算扩大生产规模,需要五百万的贷款,我看了民生银行的贷款要求,我们大午集团完全符合,您看是不是能帮我说句话给批下?”

“民生银行确实还没有把营业点铺到你们哪儿,不过我记得在当地和信合有合作,你按照流程去信合申请不就行了?用不着来找我吧?而且以你们大午集团的名声,在当地应该不难拿到贷款吧?”

李耒好奇地问道,他倒是听过一些关于此人的传言,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普通民企确实比较难贷款,但大午集团可不是一般民营企业,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也就比惠农在河阳差一点,惠农要是想要贷款,别说河阳本地的银行了,省里的银行也会抢着来,因为惠农经营状况比较好,坏账几率低,而且帮助这样的企业还能产生提高当地税收、解决当地就业问题等社会效益。

大午集团也是一样,像这样的实业企业一向都是各地政府眼里的宝贝疙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当地政府大多都是愿意支持的,而且孙大午原本就在银行工作,肯定有银行内部的人脉关系,按照常理来讲办贷款并不难。

孙大午听了连连摇头,“李董,你是不知道啊,我早就跟当地闹翻了,有一年我想投资一千亩的葡萄园,需要六百万贷款,有人帮我指了门路说给信用社的领导送礼就能办,我拿了一万块过去,但是事情没成,我气不过就去让他把钱还给我,到最后也只要回来六千,从那以后,当地所有银行都不给我贷款了!这次我就算去找他们申请,肯定也批不下来!”

李耒听了无言以对,都不知道咋说才好了,六百万的贷款你只送一万块就想拿下?那儿有这么好的事情?事情没办成去把钱要回来,听起来似乎挺合理的,但是做事要是只讲理就行的话,世界上就没那么多烦心事儿了。

这事儿一出也别怪当地不给他贷款,因为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如果那家银行给他贷款,肯定会有人说,当初他给了信用社领导一万块没拿到贷款,这次却拿到了,那么这家银行的领导到底收了多少钱?谁也不愿意背上这个黑锅,而且银行都喜欢跟懂事的人打交道,看孙大午此前的举动,有一点儿懂事的样子没有?谁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体制内的人最害怕跟不可控的人打交道,而孙大午偏偏就是这种人。

“哎,这些年下来,跟我闹翻的单位可不止银行一家,税务、工商......那个单位没吵过架?”

孙大午一时说的兴起,又说起了他的其它光辉事迹。

之前当地税务部门给大午集团下达了138万元的偷税漏税通知书,李耒和刘永好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其实都是政策性的问题,李耒和刘永好都圆润地把问题解决了,而且也没引起有关部门的不快。

结果到了孙大午这儿,竟然直接和税务部门杠上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偷税漏税,是税务局故意找茬,不服气的孙大午连打5年官司,最后闹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和HEB省高级人民法院那里,而此时,光这场官司的开销就已经不下百万。

不光是税务局,工商局、土地局......只要是和他企业有关的部门,几乎都被他告过,活生生把一个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折腾成当地那家单位也不愿意招惹的对象,也难怪他拿不到贷款。

这让李耒想起了当年的禹庄主,他俩同样出身农村,同样具有不凡的商业天赋,可惜性格方面有非常大的缺陷,实在是太轴了,只要自己觉得对,别人却不支持的,那就认为是跟自己作对,非要跟对方弄个明白不可。

“拿不到贷款,你的资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李耒又问道,他想起了孙大午最有名的那件事,现在该不是已经开始了吧?

“还能咋办?都靠乡里乡亲的和员工帮忙呗,最早我是在亲戚哪儿借钱,给他们打借条还的时候加利息,后来有些员工也想把钱借给我,我也收了;然后员工的亲戚也找来了,亲戚的亲戚也来了,我这儿给的利息高么,银行存款才一点几的利息,我给三点几,而且可以随时支取,你要是急用钱,那怕半夜三更来找我,我都当场给你拿钱!后来我干脆成立了个金融互助社,专门吸纳存款,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千多人在我这儿存款,这才让公司能发展下去,不过现在还是不够用啊,所以来找您帮忙了。”

孙大午说道。

这话听的李耒一阵儿头皮发麻,他连忙打断孙大午,“孙总,您这么做可是涉及‘非法吸收存款罪’了啊!”

日后他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有关部门逮捕的,还在当时引起了企业界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茅三太子为他四方奔走,说他虽然表面上违反了我国金融管制的规定,但是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反倒让许多人受益;柳教父更是给他写了封亲笔信,并派了一个副总送来1300万元借款救急。

最终孙大午被判三缓四,当下达判决的时候,孙大午大声喊道,“我无罪,我伏法!”

他依旧觉得自己很冤枉,从事情的经过来看似乎的确如此,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存在银行的钱是有保障的,那怕遇到问题,国家也会给兜底,可要是大午集团的经营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些钱还能拿回来么?看看那些把钱借给公司的恒大员工就知道。

经过此事后孙大午的想法就更偏激了,李耒在微博上看到过他的发言,他说美国为啥有愚人节呢?因为人家天天说真话,需要说说假话放松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个真话节?让说惯了假话的国人也说说真话?

李耒提醒后,孙大午依旧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借钱还债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孙大午又不是不给他们还钱,这咋能扯到违法上呢?”

“民间借贷本来就是受限制的,当年温州抬会的事儿你该不会不知道吧?那可是出了人命的!”

李耒还想试图挽救下他,不管孙大午有多少毛病,他毕竟在养殖领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八十年代的时候,许多地方的民间借贷业务都非常流行,其中以温州为盛,当时温州将吸纳存款的组织称之为抬会,会主从亲朋好友那里吸纳存款再借给急需钱的人,从中赚取利差,厉害的会主甚至可以吸纳到上亿的资金,但是后来很快就演变为庞氏骗局,因为影响太大,几个主要会主都被判了死刑。

可惜孙大午的轴劲又上来了,他觉得自己这是在为乡亲们谋福利,他们把钱放在家里只能落灰,放到自己这儿还能赚利息,而且还是乡亲们求着他收下的,完全没想过大午集团要是倒闭了怎么办?

李耒只能暗暗叹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实在是太对了,日后孙大午和李经纬、褚时健等人一起被列为改革开放后的时代悲剧之一,觉得他们是受了冤屈,将来他第二次被起诉的时候同样有不少舆论为他喊冤。

但是看看起诉书上列出的罪名就知道,孙大午没那么无辜,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强迫交易......这些罪名那像是企业家寻常能遇到的?都快成黑社会了。

那时候有关部门清理了大午集团的账目,需要退赔的集资超过十亿,而大午集团账上只有三亿,这些钱显然是没办法全部还上的。

李耒还听说了个小道消息,说大午集团一向喜欢占用耕地然后改做他用,之前在小地方仗着大午集团的实力没人敢招惹,结果他们竟然胆大到跑去XA新区占地盖楼,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刚听到的时候李耒还有些不信,觉得没人有这么大的胆子,但是想想孙大午的轴和偏激,又觉得未必没这个可能。

“那这样吧,既然在当地信合有可能不配合,那你就去市里......算了,你直接去省城吧,哪里有民生的营业点,你到哪里去办理,估计能办下来!”

除去性格方面的缺陷,大午集团还真符合民生养殖贷的发放标准,所以李耒考虑之后还是帮了他一把,不光告诉他那个营业点可以申请到贷款,还安排了几名员工跟他回去,帮他处理手续方面的问题。

孙大午千恩万谢地走了,李耒在楼上看他的背影长叹一声,也不知道这件事能不能让他的想法稍微有所改变,从而避免日后的悲剧。

接下来一段时间,李耒的工作主要分为几部分,首先是惠农的日常工作,其次就是借着筹备仓储物流项目的借口为即将到来的洪水做准备,东子被他催的全国各地乱跑,到处寻找合适的仓储基地,然后再把物资运到这些仓库去存好。

还有就是农业保险的事儿,要想说服上面成立一家以发放农业类贷款的新保险公司,光靠嘴说可远远不够,还需要详实的资料做支撑,于是李耒便安排了专业人员分做两拨,一拨去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考察他们的农业保险业务是如何开展的,另一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搜集相关资料,以说明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准备了一段时间之后,初步整理出来一个框架,于是李耒又拿着这些资料前往京城,打算给童老、杜老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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