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他，我还只是个爱吃糖、不懂事的小女孩。那是在外公病房。外婆的餐厅开了几十年，日日开店、风雨无阻，但只有那段时间常常休业。她会炖好一份瘦肉粥让我带去医院，往常我们家总被肉香味包裹，可那段日子，中药味却霸占了厨房。外婆四处搜罗奇奇怪怪的食补菜谱，恨不得自己也去报班学中医，好让外公能好得快些。但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外公病情如何。我陪她去医院以后，她会在主治医生的办公室里待很久，出来时神色总有些愁虑。她去找医生时，我就会在外公病房里，给外公读报。一般读的是《联合报》，有时候也读《自立晚报》。我那个时候对什么经济、政治形势一窍不通，读的时候甚至还会搞错词汇卡点，把“股市经济形式”读成“股市经”和“济形式”。报纸内容枯燥乏味，我总是越读越快，想快些结束，每每此刻，外公就会轻笑一下：“慢点囡囡。外公又不急。”

我只好不情不愿又慢下语气，一字一顿读着上面内容。林汉聪和他妈妈来时，我也在给外公读报。我很清楚记得，当时我正读到“台当局设‘大陆工作会报’与‘大陆工作指导小组’，以统筹、指导新的大陆政策。”

一阵香水味从外飘入，驱散原本有些严肃苦涩的消毒水味。我下意识停了下来，外公本听到兴头，见状就说：“继续念啊，不用停。”

我只好继续念下去，一边念一边用余光扫着来人。来的一大一小，女人风情，男孩藏在她身后有些谨慎紧张。是美芬阿姨。我对她印象很深，毕竟在我们那片沉闷的街区，她的出现就如同一道光，照亮了昏黄处。但她身旁的男孩我却从未见过。美芬阿姨先和外公打了招呼，随后也冲我笑了笑，把身旁的男孩往我面前一推：“你们还没见过吧？阿聪，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小妹妹赵心卉。”

第一次见到林汉聪时，他穿着件白色制服，脚上是一双黑皮鞋，看起来像刚从学校出来。我很早就听我妈说美芬阿姨有个儿子，在新竹念书。我跟他打了个招呼，随后又继续为外公读报。越读我的声音越小，像是有些害羞。我总觉得林汉聪在看我。我家读报用的既不是国语也不是闽南话，是上海话。我听外婆说，原来我们家住在黄浦江边的一栋小洋房里，因为外公的工作变动，我们一家就从小洋房搬到了台北的公寓楼里。我外公至今都听不大懂闽南话，有时候出门买菜，还要我帮忙做翻译。倒是我外婆，因为开店，常年和台湾人打交道，说话言语早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台北老太太了，可她为了外公，永远不会改变自己那一口吴侬软语。由于常常切换在方言间，我的口音变得愈发奇怪，说闽南话时带上海腔，说上海话时又夹着点其他词汇。南腔北调混杂之下，让我在年幼时愈发不愿张嘴，总觉得会招人笑话。外公听我声音渐轻，就让我大点声读，他听不到。我不肯，抿着嘴唇不想开口。外公就生起气来：“为什么不说，你怎么这样不听话？”

说罢还连连咳嗽起来，我本不想惹他发火，可又觉得在刚见面的小朋友面前失了脸面。大人可能从未意识到，小孩子也是需要“尊严”的，他们更像得到同龄人的认可，试图靠合群、做同样的傻事来回避自己的“独一无二”。我那会儿就是这样简单的心理。眼看我与外公僵持之际，美芬阿姨接过了报纸，用有些奇怪的上海话跟外公说：“爸，我来念好了，让小孩出去玩吧。”

说着就朝林汉聪递了个眼神，让他拉我走出病房。下了楼我还生闷气，质问他刚刚为什么要看我，是不是想笑话我讲话很奇怪。他却茫然地挠了挠头：“我其实刚刚都没仔细听你再说什么。我又听不懂。”

我那会儿对自己的口音格外敏感，听他解释非但没觉得释怀，反倒以为他嫌弃我就算了，还不肯承认，立刻生气起来，朝他做了个鬼脸：“我还听不懂你讲话呢！哼！”

估计他也没弄明白我这个女生为什么会发火，奇怪地看了我半晌，也不答话，只是等我发泄完了朝我伸出手说：“你迈（别）生气，我带你去吃鱼丸吧？你要是生气，我妈会怪我的。”

不得不说，林汉聪从小就比我要好相处多。他似乎天生就懂得好脾气能占到不少便宜。我恰巧又嘴馋，吃软不吃硬，有的吃了态度立马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什么不开心的全都抛去脑后。一颗鱼丸下腹，先前什么都忘了。林汉聪再朝我伸过手，我也不再抗拒，握住以后与他一块从医院楼下的小吃摊又走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