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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四章孝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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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早期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文武官员的经济来源靠劫掠和赏赐。随着北魏逐渐统一了北方,没了抢劫的对象,立功受赏自然相应减少。官员的生计怎么解决?只能通过贪污受贿、搜刮百姓、官商勾结等非法所得,吏治败坏成为必然。吏治败坏,官吏祸害民众,激起民众反抗,官民情绪对立,不利于北魏政权的稳定。于是,汉族官员发出呼吁,必须进行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冯太后通过孝文帝的名义下发诏书,在北魏全面推行俸禄制。诏书规定,在“班禄”之后,如果各级官员还不守规矩,再贪赃枉法绝不容情,即便是贪污一匹绢布者,都要处以死刑。按照新的俸禄制度,鲜卑旧贵族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抢掠贪污了,因此在班禄制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旧贵族的集体抵制。为此,冯太后召开大朝会,让官员们进行廷议,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其中汉族官员高闾主张,坚决要求实行俸禄制。他认为:“实行俸禄制,体现了国君对臣子的恩惠,臣子从而尽心尽职;反之,则会造成官员们贪赃枉法,清官也会被拖下水。因此,决不能废除俸禄制!”

高闾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尤其是有利于强化皇权,获得了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俸禄制被贯彻下来,吏治有所改善。鲜卑人原为游牧民族,他们进入中原地区后,逐渐认识到农耕的重要性。他深知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放弃草原游牧思维,学会中原农耕精神[9]。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就曾下令屯田,劝课农桑。到了孝文帝执政时期,北魏开始考虑实行均田制。推行均田制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荒地。魏晋以来,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大量土地抛荒,无人耕种,政府手中掌握大量荒地。二是粮食短缺的现实原因。北魏定都平城之后,首都地区经常出现粮食短缺,军队粮食供应也是青黄不接。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恢复生产,鼓励农耕,才是治本之策。于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在大臣李安世建议下,北魏颁布均田令,由政府主导土地改革,将天下的无主土地分给农民。推行均田制的前提,政府必须掌握准确掌握土地数量、人口基数、征税数额的数据。但,但刚入住中原的游牧政权,根本无法做到。而北魏此前施行的“宗主都护制”经济,也不利于政府调查数据。它是从十六国后期的“坞堡经济”发展而来,其最大的特点是采取合户制。民众为逃避赋役,将自己的户口、籍贯都寄托在宗主名下,成为宗主的私家人口,即“包荫户”[16]。而户主则是坞堡主、宗主,他们负责向政府交纳赋役。在宗主都护制经济下,农民不仅要受到经济盘剥,还要受到人身限制,宗主甚至还可以决定名下农户的生死。宗主实际上就演化为地方上的土皇帝,这无形中削弱了中央集权。既然均田制势在必行,那么废除宗主都护制则成必然。太和十年(486年),北魏名臣尚书仆射李冲(也是冯太后情人)提出户籍改革方案,实行三长制:将豪强门下的荫户变为国家掌握的编户齐名,这对宗主都护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按地域重新编制地方基层组织,在推行三长制。规定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17]。“所谓三长制,就是在县以下设立半自治机构,来负责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时也可以实现民间经济的自我管理。”

三长制的推行,政府把手伸向基层,取代豪强地主把持的宗主督护制,增强了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北魏政府终于清查了全国土地数额、人口数量和土地资源,方便了推行均田制度,同时也拓展了税基。改革之后,“宗主都护制式”大家庭被拆散,小农经济模式在北魏全面推行开来。打击了贵族之家,减轻小农经济负担,扩展了税基,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北魏汉化改革的研究,基本上秉持全面肯定孝文帝改革,贬抑冯太后的前期改革。这是因为前者全面汉化,符合少数民族追慕中原文明的一贯精神,让知识分子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感。而后者一介女流,却在传统社会中长期执政,在儒家观念里面属于牝鸡司晨,故而连她的改革也未得到应有的肯定。实际上,冯太后“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意义十分重大,促进了拓跋鲜卑进一步汉化,拓跋鲜卑真正摆脱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向农耕定居转变,就是由此开始并完成的。”

郭建龙先生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审视冯太后改革:“从制度意义上看,冯太后的功劳远远超过唐太宗,是从北朝到南宋这一千年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人。”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终于驾崩,孝文帝开始亲政。孝文帝推行了比冯太后更“激进”改革举措,实行全面汉化政策,北魏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孝文帝力主迁都洛阳,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因素考虑。洛阳是中原正统的代表,此前东周、东汉、曹魏、西晋都曾定都于此。洛阳地理位置极为独特,崤函为帝宅,河洛是王里,素有“九州暖地”之称,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帝王建都的理想场所。相比之下,平城显得鸡肋,平城作为革命根据地还行,但想要褪去鲜卑人身上的野蛮色彩,实现政治文明则不太现实[24]。况且平城环境恶劣,当时有一首《悲平城》的歌谣唱道:“悲平城,驱马入才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然而,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北人恋土,故土难离,想让他们迁都南下,勋贵集团表示反对。孝文帝只能忽悠他们,宣称要举国伐齐(南朝萧齐)。大臣都人精,知道孝文帝明是伐齐,暗为迁都,但却无法阻挡。孝文帝选了一个黄道吉日,让太常卿王谌卜卦了一卦,预测南伐凶吉。卦象显示上上签,孝文帝说:“爻签大吉,正是汤武革命,顺应天意。”

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踏上“征途”,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车马劳顿,都被折腾的够呛,走到洛阳之时,勋贵再也走不动了。孝文帝下令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苦苦阻劝[25]。孝文帝说:“既然你们不想去南征了,那好,咱们就在洛阳定都吧。”

套路,全都是套路啊!就这样,孝文帝把这群草原上的汉子骗到了洛阳。鲜卑勋贵过惯了草原纵马狂欢的日子,在洛阳呆不习惯,就要闹着回代北。甚至连太子也被勋贵怂恿起来闹情绪。太子比较胖,胖子都怕热,洛阳热受不了,闹着回代北。勋贵们都蔫坏,拿太子当枪使,让他带着骑兵偷偷溜回去,看看孝文帝啥反映。太子带头当反对党,把孝文帝气得够呛。派兵追回太子,直接贬为庶人。勋贵不是要看我的态度吗?杀鸡儆猴,这就是孝文帝的态度。看你们这些“猴”,哪个再敢闹腾!胡人习惯于“披发左祍”,或者是“编发左祍”。“编发”就是把头发编起来,盘在头上。而中原汉人的服装特点:“上衣下裳,束发右衽”。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下古代服饰文化。汉人的传统衣裳宽袍大袖,上穿衣,下穿裳(裙子),不论男女都穿裙子,孔子穿裙子,秦始皇也是穿裙子的。中国古人在汉武帝以前,都是这么穿。中原人开始穿裤子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就是说,汉人选择穿裤子是打仗的需要,骑马没法穿裙子,上下马不方便,里面光着磨得慌。中原汉人在汉武帝时代以后,才开始普遍穿裤子。与汉人宽袍大袖不同,胡人衣服短衣窄袖,便于骑马射箭,长筒靴便于在草原上生活。中原人习惯“束发右衽”,“束发”就是将头发扎起来,在上面再戴上冠(贵者戴冠)、扎着巾(贱者着巾)。“祍”是指衣襟,汉人的衣服衣领连接左右衣襟,衣襟相交于胸前,左边衣襟压在右边衣襟上,然后在右腋下打结。北方胡人的习惯正好相反,称之为“披发左祍”。无论“右衽”,还是“左祍”,只是个习惯问题,无所谓优劣。当年赵武灵王选择胡服骑射,脱掉裙子,换上裤子;孝文帝追慕中原文化,让鲜卑人脱掉裤子,换上裙子。孝文帝让鲜卑人一律改穿汉服,从头到脚都按照汉人的标准去打扮。然而,习俗是有惯性的,很难迅速改变。但,孝文帝是个急性子,他在街上看到妇人仍然穿着胡服,憋了一肚子的鬼火,然后向洛阳城守追责。即便孝文帝不断施压,甚至不惜动用刑罚手段,但是生活习惯,并非短期内就能改过来的。只有不断地进行民族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北魏由鲜卑贵族执政,他们的官话是鲜卑语。太武帝拓跋焘刚进入中原,所有的行政命令,都要使用鲜卑语,在朝为官的汉人也必须学习鲜卑语。随着鲜卑族在中原长期统治,在民族交融之中,许多鲜卑人都是“音杂夷夏”,鲜卑语和汉语夹杂着一起说。就像许多初学英语的小孩一样,汉语说得好好的,冷不丁地冒出一个英语,南腔北调,听着怪滑稽的。为了加速民族融合,让鲜卑人尽快融入汉族文化圈,孝文帝下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所谓“北语”,就是鲜卑话,而“正音”则是汉语。太武帝执政时,要求所有人都讲鲜卑语;孝文帝推行汉化,又倒过来,要求所有人讲汉语。孝文帝强力推进,甚至出台新规:但凡还想在朝廷混日子的,就必须学说洛阳普通话[34]。30岁以上的官员,年龄大了,可以慢慢学,尽量少讲鲜卑语;30岁以下的官员,若还使用北语,降级或滚蛋,你自己选!就在孝文帝颁诏之际,北魏名臣李冲给孝文帝进言:“皇帝所说的话,便是‘正音’,就是全国学习的标准,为什么要弃旧从新呢?”

孝文帝是鲜卑人,他自然讲鲜卑语。李冲建议以孝文帝的语言为“正音”,作为全国学习的标准。很显然,李冲的本意在于讨好孝文帝,但却与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相背。所以,孝文帝后来说过这么一句话:“李冲说这话,就应该判处死刑!”

改易姓名,也是融入汉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孝文帝以身作则,先把皇族宗室的姓氏——“拓跋氏”改为“元氏”,孝文帝从此就叫元宏。兔子不吃窝边草,孝文帝专吃窝边草,专门挑熟人下手,他首先给与皇室密切的“勋臣八族”改姓:丘慕陵氏(穆)、步陆孤氏(陆)、独孤氏(刘)、尉迟氏(尉)、贺楼氏(楼)、纥奚氏(嵇)、勿忸于氏(于)、贺赖氏(贺)。其他鲜卑族人一看,连皇室和八大勋贵家族都改名换姓了,咱们也跟着改吧。史称“其余所改,不可胜数”。与汉人通婚,是融入中原文化的重要步骤。黄河流域有很多世家大族,比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等,这些家族有的甚至是从汉代传承而来,诗书传家,底蕴深厚,他们看不起北方蛮子。徐州刺史崔鉴将女儿嫁给了平原王陆叡,虽然女婿位高权重,学识不凡,但却是胡人。为此,崔鉴还曾心生感叹:“这门亲事儿,最大的遗憾就是女婿陆叡是鲜卑,他的名字太繁复了!”

前面说过,陆叡本姓“步陆孤氏”,北魏八大勋贵家族之一。但,对于注重“夷夏之大防”的世家大族来讲,女儿嫁给胡人,算是下嫁,而非高攀,甚至可以说有些丢人。从陆叡娶妻事件便可以看出,鲜卑胡姓、胡名如果不汉化,就很难打消横亘在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之间的隔阂,胡人很难融入到中原的主流文化圈。孝文帝为了加快胡汉融合的进程,采取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联姻。首先,孝文帝选择了“牺牲自己”,在世家大族中挑选女子充实后宫,他做了汉人的女婿。然后,又对自己的六个弟弟下手,独牺牲,不如众牺牲嘛!分别和陇西李氏、代郡穆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四大家族结成亲家。同时,还将北魏皇室公主嫁给世家大族子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姻亲关系。“胡人汉化”,“汉人胡化”,逐渐形成“胡汉一家”的局面。孝文帝下令:“所有迁居洛阳的人,死了在洛阳刨个坑,就地解决,不允许运回平城安葬,都安安心心当个洛阳人吧。”

[39]凡是迁往洛阳的鲜卑人,生称洛阳人,死葬北邙山。代北亲友如相问,大家原是洛阳人。为什么要改变鲜卑人的籍贯和埋葬地点呢?目的当然是加速民族融合,让鲜卑人迅速融入汉人中去。陈寅恪在他的著作中说的很清楚:“衣冠、籍贯和丧葬地点的改变,一是要绝代人故土之恋,二是不如此便不能将代北鲜部变成中原土族。看似外表或形式,实际能够决定性质或内容。”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意义重大,我先按照教科书上的逻辑讲几条:一是促进了鲜卑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二是争取到了汉族地主对北魏政权的支持;三是有力推动了政权向汉族统治模式转化。四是有利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以上四条是教科书给出的“标准答案”,但是我想历史最大的魅力,在于认识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回头来看,细致检讨孝文帝亲自主持变法的这些举措,除了迁都洛阳,算是战略上的考虑以外,其他的各项改革全是瞎搞,没啥必要[41]。正如清末康有为戊戌变法一样,绝大多数改革内容都是不妥当的,这个笔者将在近代史要详讲。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你这才是瞎扯,历代那么多历史学家都对孝文帝改革大唱赞歌,没你一个中学老师思考的深刻?你一棍子给打死了,几乎否定了孝文帝的绝大多数改革成果。这有一个文化逻辑在里面,中原文明高出周边少数民族,所以古人主张是“用夏变夷”。孟子就讲:“我听说过用中原文明来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从未听说过少数民族以落后文明来改变中原先进文明的!”

孟子的“夷夏之辨”深刻影响了后世,被历代王朝奉为圭臬。尤其是董仲舒确立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他并非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夏和夷狄的,而是以儒学为标准来衡量文明与野蛮,并且蛮横地得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结论,这样一锤定音,深远地影响了此后国人观念。当少数民族政权开始艳羡中原先进文明,并试图去变革旧制,选择“汉化”的时候,也就是它逐步褪去野蛮,走向文明的阶段。毫无疑问,采用中原官制,推行地方管理制度;鼓励农耕,变更游牧经济为农耕经济;崇奉儒家学说,引入儒家教育体系。甚至移风易俗,尽快地融入汉人生活圈子。从短期效益来看,效果确实不错。提升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这种自我“和平演变”的结果,便是导致少数民族政权发生异化,最终走向的覆亡[45]。回到孝文帝改革,孝文帝之后的北魏怎么样?继任者拓跋恪没有孝文帝的魄力,继续深化改革,北魏的汉化进程就此停滞。再往后,便是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这两个政权都没有持续多久。东魏被权臣高欢的儿子高洋灭掉,建立了北齐政权;西魏被权臣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干掉,建立北周政权。北魏政权正式灭亡(5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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