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正襟危坐，郑重其事地答道：“我听董仲舒夫子说，东周王室衰微，孔子楚人鲁国司寇，诸侯们迫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行不通，便退而著书，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这段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写成一部《春秋》，作为天下是非、善恶的标准。它抨击诸侯、声讨大夫；维护周代的礼、乐；主张仁政，用春秋的义理作为后世安邦定国、修己治人的道德准则，希望它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

壶遂接着又问道：“孔子之时，上无明君，身居下位得不到任用，故此才写春秋，用口诛笔伐，代替王者的政令。今足下受天子知遇，今天下诸事都有了条理，也不同于孔子的时代，子要续写春秋，用意安在？”

“迁身居兰台，职在述史。如果抹煞了帝王的德政，取消了功臣，贤大夫的业绩，那就未尽史官之职，也是抛弃先父遗训，故此欲编写史书，借古鉴今，流传后世。何敢以春秋自命！”

司马迁写历代是非善恶、贤与不肖，以史实总括兴亡成败，最重要莫不是为了当下，供后人自镜。壶遂原担心他年少，有几分狂傲，不想他心中有如此大义，不住点头，带着尊敬的眼光问道：“足下原来虽写的不是春秋，实则比春秋还有深意。子的壮志，令人钦佩！但不知这浩浩然三千年史籍，如何写起？”

“壶公，请移步到这边看看。”

司马迁引老人到隔壁一件侧室。室内陈设了五个书柜，排的整整齐齐，每个柜头都有字。壶遂逐一看下来，写的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司马迁边指引边解释：“用此五种体例写这部史书。本纪，记录历代帝王兴废。自轩辕黄帝到尧、舜、禹，直到今上，全都载入本纪。表，是按世系、朝代、年月排列的历史大事，以免含混不清。有了表，古往今来，便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书，是对历朝的典章、文物的专门叙述，供后世参详。世家，指时代相继的诸侯王、开国辅政的卿相，皆纳入世家。至于列传，包罗就广了。凡有王佐之才、善于理国治民的官吏，统帅三军、攻城略地、威震一时的将帅，高风亮节、德惠于民的高士，豪情侠义、扶危救国的刺客游侠，名扬海内的才智之士，乘时而起的草莽英雄，都拟收入列传。”

壶遂在列传柜前仔细看了看，里面有一捆捆史料，每捆史料上有一根竹简做标签。他顺手拿了几根，有一根上只写一个人名的：伯夷、苏秦、张仪、信陵君；也有一根签上写着两个名字的：老子韩非、孙子吴起、廉颇蔺相如，老人家看来看去，有些不解，便问：“者列传竹签为何有的一签写一人，有的一签写两人？”

“一人即单为一人立传；二人者，将两个事迹、功绩相同、或彼此牵连的合为一传。”

“原来这样。”

老人又从本纪柜内抽出一根竹签，上写：“汉高祖刘邦”。“啊，汉高祖，当年的泗水亭长，不过卑微小吏，后来风云际会，提三尺剑，鞭策群雄，创汉家天下，看来你是从高祖写起啰！”

“上大夫，我的史书不是从高祖写起，而是从黄帝写起，还有像陈涉、吴广等，也有列传。”

壶遂摸不着头脑了：“陈涉，不过一耕夫，虽曾揭竿而起，终算甿隶之民，岂能先于王侯将相，这历史莫不是颠倒了么！”

“迁反倒觉得，历朝历代的王侯将相，哪一个又是天生的呢？陈涉诚然一耕夫，却能揭竿而起，伐无道、诛暴秦，旬日之间聚众数万，在陈州扯起抗暴大旗。没有他的发难，楚汉的王侯将恐也不能能风云而起。改朝换代又不知要到何年。这也正是草野之民不辞万死，得以改变历史。所以起初将陈涉摆在列传，后来认为他的功绩不次于开国王侯，故此升为世家，且作开篇的人物。”

“子之高论，甚为有理。那写完陈涉又将如何安排？”

“写汉史。从楚汉相争、高祖定天下，再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至本朝，算个总目。秦以前的春秋战国又算另一个总目。至夏、商、周及三皇五帝，写完两大部后，再写。”

“子长，你的聪明睿智，加上严谨、博大的治学态度，定能写完这部史书。足下成就未必显于一时，但百世之后都必将是不朽之作！同你的理想一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此时壶遂默默想着，都说后生可畏啊，即便是自己，竟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思路，更别说这样的胸怀了：“但愿我在就墓之前，能在终南山的草舍，拜读大作！”

壶遂直到告别时心里都激动不已，司马迁送至大门，目送着父亲的老友车尘远去，父亲啊，若是在天有灵，也一定让儿子能替你完成这理想吧。岁月如流水，曲江的桃花年复一年招引游客，每到春水绿波的时候，长安的士大夫喜欢携带美酒佳肴在绿水青山之间，享受田园之乐。司马迁原也是曲江常客，如今却再也没有功夫了。他要不停的收集史料、考证六艺，写一篇一篇的世家、一篇一篇的列传，把自己全部精力凝结在这部史书上。创作是艰苦的，为了传播前人的智慧和美好的情操，历代作者都曾呕心沥血，完成他们的文教使命，司马迁也在废寝忘食中创作，春去秋来，度过了整整三个寒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初夏，内廷传信，宣召在京百官到未央宫陛见。传信郎官说道：“内廷得到边报，匈奴在南山一带调动人吗，有窥中原之意。去年中郎将苏武，奉使龙廷，且鞮候单于借口汉使参与胡国内争，将苏武及随行百多人扣留，听说强迫苏武投降，遭到严词拒绝后，至今下落不明。匈奴眼下又派出骑兵，抢掠人畜，边报说有进逼中原之势。主上闻报，十分震怒，此次召见百官，意在商讨对策。”